|
警察行使警察权，对于保护民众人身和财产权起着极为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警察权的特殊性，以及暴力袭警事件日益增多的现实，不断有人大代表和法学专家呼吁设立“袭警罪”。而部分学者则从法理和中国国情出发予以反对，单独设立“袭警罪”在我国陷入了争论。 赵秉志指出，我国公安机关一直希望把暴力袭警罪单独定罪，这不只是名称不同的区别。从处罚力度来说，与妨害公务罪从重处罚相比，单独成罪涉及的刑罚更重，威慑力也更大，应该予以谨慎对待。 对袭警罪的规定，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也不相同。英美法系国家、地区多将较轻的袭警行为单独规定为犯罪。而大陆法系却没有袭警罪的规定，将威胁、袭击和伤害警察的行为规定为妨害公务的犯罪。如日本刑法规定，在公务员执行职务时，对其实施暴行或者胁迫的，构成妨碍执行公务罪，可处3年以下惩役或者监禁。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条不仅规定妨害公务员执行职务罪，还在该罪中规定了结果加重犯的情形。其他国家如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丹麦等国以及我国澳门地区也都采用了这种立法模式。 “我们国家是采用了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将暴力袭警纳入到妨害公务罪。暴力袭警的犯罪特征符合妨害公务罪的定义，这也是在法理上的一种认可。也就是说，袭警是一种特殊的妨害公务行为，如果再单独设立袭警罪就重复了，完全没有必要。”阮齐林说。 “很多国家刑法都对暴力袭警作出规定，有些国家是单独定罪，有些是将其放在妨害公务罪的一种情节来对待，比较典型的有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我们国家采取的是第二种形式，也就是没有单独定罪，而是将暴力袭警定为妨害公务罪从重处罚情节。”赵秉志解释说，这主要是为了不引起老百姓更大的反感。如果单独定罪，定一个更重的刑罚，我们警民关系可能会更加紧张，而且警察在执行公务时会更加有恃无恐。 阮齐林也同样认为，我国警察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处于强势。毕竟警察机关是权力机关，如果一旦增设“袭警罪”，是否会导致警察权力的扩张和滥用？这是我们所担心的。 “既要对警察进行保护，又不能保护过分，要找一个平衡点，而这样修改既着重保护了警察，但是又作了一定限制，而且没有超出妨碍公务罪整体的处罚幅度。” 赵秉志认为，我们立法机关这次修改是非常理智、非常巧妙、非常智慧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