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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生来就是腐败分子，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督，不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好人也会变成坏人。袁菱就是典型的例子。她初入政坛时对腐败深恶痛绝，有洁身自好的自觉，如果能坚持下去，未尝不能干一番事业。可惜的是，她的信念并不坚定，一旦觉得廉洁“吃不开”，就开始瞻前顾后，价值观随之“调整”。值得反思的是，这个过程中，随着她职位的逐渐升高，制度和监督对她的约束力没有增强，反而逐渐减弱。 “我们选的干部，开始的时候都很优秀，为什么后来有的却成了腐败分子？”办案人员的疑问再次凸显出改进制度和加强监督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邓小平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袁菱案告诉我们，对于干部，不仅要严于初始，更要严于过程、贯彻到底，职位越高、权力越大，监督越要严格、越要透明，这样才是对干部真正的爱护。 2 价值观变成“适者生存、不适者亡” 袁菱的忏悔：（收送“红包”）我参与其中，或看或做，收收送送，渐渐地忘记了自己暗暗定下的“同流不合污”的行为准则，而践行着“适者生存、不适者亡”的行为方式。 案情回顾：有一次，袁菱的一名部下来到她办公室，寒暄几句后，这名部下拿出一个装着1000元现金的信封，一边递给她一边说：“本想买点礼物，又不知道买啥。” 袁菱很坚决地把信封推了回去，并且亲自塞回这名部下的包里，两人都很尴尬。这名部下原本和她走得很近，这次之后，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她。 对此，袁菱耿耿于怀，觉得这件事处理得不好，因为一个“红包”，失去了一名部下的“信任”，得不偿失。 而在县里工作一段时间后，她逐渐意识到，逢年过节互送“红包”似乎是个“平常事”，“好像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一个内容、一个任务”，大家见怪不怪，不收不送反而显得另类。 于是，袁菱开始尝试着“改变”。她对“红包”不再排斥，或看或做，或收或送，不仅不以为耻，反而渐渐“如鱼得水”，胆子也越来越大。 “感觉必须用钱维系、保持、勾兑各方面关系，否则，辛勤工作得不到认可，想进步也没有人支持，民主推荐也得不到多少票。”袁菱落马后忏悔说，不管是收还是送，自己都毫无敬畏之心、胆怯之意，在打点各种关系过程中，早就把过去的准则抛到了脑后，而开始践行起所谓“适者生存、不适者亡”的行为方式。 点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