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几上，放着屠呦呦向记者推荐的两本书，一本是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另一本是《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前者是她学术研究常用，厚厚的卷册已被翻得起了毛边；后者刚刚从柜子中取出，藏青色的皮质封面蒙了薄薄的尘。 临危受命，成为课题攻关组长 “当年，全世界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重大课题，必须要有新的抗疟新药来解决老药的抗药性问题，国内外做了大量工作都没有满意成果。”回忆与青蒿素的第一次接触，屠呦呦的眼神清亮，语气中不乏兴奋和自豪：“‘文化大革命’什么都停滞了，科研攻关的难度相当高，我是北医药学系(现为北大医学部)的，又到中医研究院学习，但是做来做去很难，后来通过系统查阅古代文献，发现了重新提取青蒿素的办法。” 上世纪60年代，引发疟疾的寄生虫——疟原虫对当时常用的奎宁类药物已经产生了抗药性。1967年5月23日我国启动“523”项目，动员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同心协力，寻找新的抗疟疾的药物。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相关领域的学术权威统统靠边站，时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成为课题攻关的组长。 当时，青蒿素的提取仍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难题，从蒿族植物的品种选择到提取部位的去留存废，从浸泡液体的尝试筛选到提取方法的反复摸索，屠呦呦和她年轻的同事们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体会过无数次碰壁挫折。 “北京的青蒿质量非常不好……我尝试用叶子，事实证明叶子里才有，梗里没有……做完动物试验后发现100%有效，再在我们自己身上试验药的毒性……我们尝试用乙醚替代酒精，发现去除毒性很有效……我们又做化学结构，通过改变药物的结构克服原有的耐药性……后来我自己的肝脏也坏了，我的同事们也有很多得了病……”提起艰苦岁月和付出的牺牲，屠呦呦没有抱怨，反倒是充满怀恋。 “为了确保安全，大家都愿意试毒” 屠呦呦和李廷钊是中学同窗，1963年结婚，育有两女。1969年屠呦呦加入“523”项目时，在冶金行业工作的李廷钊也同样忙碌，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咬牙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送到别人家寄住，把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送回宁波老家。 “大女儿当时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小女儿更是前两年才把户口从宁波迁回北京。”李廷钊说。 情非得已。对于家中摆满女儿和外孙女照片的屠呦呦而言，当年的她别无选择，因为青蒿素就是党和国家赋予她的使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