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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做了一件利国利民又不损己的事。”“一个好的制度应该给予好人奖励,鼓励他们做更多的好事。”李劲松说。
“其实跟大家一样，我也在忙正常工作，忙着过年噢。” 12月20日，在北京西客站对面的一家宾馆里，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劲松坐在办公桌对面，总是被自己说的话逗乐。 从今年4月份开始，他接连向98个中央部委申请公开“三公”消费开支的信息，不公开者他就要“告上法庭”。这半年多来，他有收获、有意外、有失望，而更多的是等待。但到了年底，他却忘记了该为他一直推动的“三公”公开进程做一个总结。 “目前，98个中央部委公开的是95个，外交部、侨办和港澳办没有公开。”说这句话时，李劲松很满足。他说最初已经做好了吃闭门羹的准备，没想到后来几乎所有中央部委都公开了“三公”数字。 “我最初设计的目标，现在超额实现了。”他说，“我跟这些‘衙门’较真的支点，就是法律。” 在最近提交的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中，李劲松发现“三公”公开已经被纳入。在中央部委“三公”公开的“表率”下，北京、陕西、上海、广东等地方政府，先后公开“三公”账本。湖南、山西省政府工作人员曾专门告知他，两省对“三公”公开很重视，会尽力推动落实。 但李劲松那双“律师的眼睛”还在紧盯着中央部委“三公”公开后的一些不足：账目只有一个大的数字，没有明细，很少有解释，更没有达到李劲松当初提出的24条公开内容的要求。而且绝大多数部委公布时间比最后的期限晚了将近两个月。在他最近申请公开“三公”经费的城市中，重庆作为唯一一个直辖市，对于他的申请仍然置之不理。 “我当初提出，购买公车、维修公车都要提供发票，经手人也要附注上。这样就会最大限度避免腐败的发生，但是现在只公布了一个数字，距离这个要求还很远。” 李劲松坦言，作为中央部委给一个普通公民答复来说，这已经是一种政治文明进步的“姿态”了。但对于监督一个政府是否“为人民服务”，只做“姿态”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推动中央部委“三公”公开，李劲松自己有一个“小算盘”：中央部委是一个示范，他真正希望推动的是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而且能够实际监督的市、县、乡等地方政府的“三公”公开。这一点，他希望在2012年有一些突破。 “以前叫杀富济贫，现在叫杀贪济勇” “我没打算天天去推这件事。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去推，那可能需要13亿年；如果有更多的人站出来，我就可以轻松一点。”相比10年前那个血气方刚、状告春运涨价的李劲松，现在的他显得幽默“圆滑”了不少。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而且我也是力所能及，所以我一直关心这方面的事情。”李劲松坦言，自己的同道中人并不多，做这种事还是有些风险的。 “当初有一位朋友，很早就举报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的弟弟倒票，牟利3000多万。他屡次检举屡次被报复，甚至被砍伤。” 李劲松说，这位朋友为了告倒贪官付出了代价，但是却没有什么收益。 所以，他总是重复一句话：“我只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了一件利国利民又不损己的事情。” “这次中央部委‘三公’公开的效果是比较好的。最高决策层面有温总理，而我则是底层的公民，这样的良性互动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有效遏制了‘三公’消费里的腐败。” 但李劲松知道，这次他只是“碰巧赶上了”，因此他希望有更多的人以不损害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三公”监督中来。如果有可能，他希望国家能给予检举人一定的奖励。 李劲松举例说，比如孩子家长监督教育局，饭馆员工监督周围的公车，员工监督老板是否与官员做交易，做生意的监督税务局、工商局，开出租的监督交通管理局……如果国家有一个激励机制，那效果会更好一些。比如美国，会对违法者处以其违法所得收入一倍以上的罚金，而举报的公民将得到10%罚没金的奖励。 “以前叫杀富济贫，现在应该叫杀贪济勇。”李劲松说，腐败是让坏人做了坏事并获得收益，并鼓励他们做更多坏事，打击好人。而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应该是让好人做了好事获得收益，并鼓励他们继续做更多好事。 但李劲松发现，目前我国对检举揭发有功的人员，最高只奖励10万元。对于主持正义的人们付出的代价来说，这点补偿微乎其微。 “假如我还是一个人干，明年，我将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计划继续推进。我的计划已经确定了，重庆、北京、上海加上广州，从这四个地区里挑一个区、一个街道或者一个部门，持续监督和关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