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察日报
是否"文革"被抄走难确定
《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
1922年5月23日,周作人(前排左三)与鲁迅(前排右三),爱·罗先珂(前排右四)在北京世界语学会合影。
周作人
尽管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里,63岁的周吉宜就开始通过各方努力去阻止祖父的手稿被拍卖,但最终还是失败。5月12日,由周作人撰书、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以184万元的高价落槌。 作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周作人的作品常出现在各类拍卖市场,然而,这次的手稿显得有些不同。周作人之孙、中国现代文学馆原副馆长周吉宜表示,这份手稿在“文革”抄家时遗失,而“文革”结束后,国家几次归还抄家物资,却并没有这部手稿,自此,它便下落不明。 5月23日,记者在周吉宜的家中见到他时,他正在收拾整理一摞材料。“既然未能阻止拍卖,接下来我打算好好准备准备,诉诸法律途径,讨个说法。”周吉宜始终认为,手稿是属于包括他在内的周作人的子孙后人的。 现代小说理论奠基之作 《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为周作人于1918年7月在北京大学发表的著名演讲,后全文刊登于《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如今此文仍旧可见于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周作人自编集《艺术与生活》一书中。 已被拍卖的这份手稿,内多批校修改。末页周作人记“此稿经过鲁迅修改,文中添注涂改的字,都是他的手笔(也有几个例外)”。知其为周氏兄弟合璧之作。 这份拍出184万元高价的手稿,除了其历史价值外,其背后映射着周作人一段时期的重要经历。 1917年9月4日,张勋复辟事件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周作人收到了北京大学的正式聘书。 根据公开资料记载,北大那时于文科以外,还设立了研究所。周作人参加了“改良文字问题”与“小说研究”两组。前者名单上有钱玄同、马裕藻、刘文典等人,却一直没有开过会。后者有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他们都作过报告。胡适讲题为《论短篇小说》,刘半农讲题是《论下等人小说》,周作人的讲题是《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评价说:“周作人的讲演,具有某种纲领性。周作人这一代人在拒绝与否定他们的前辈——梁启超、林纾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同时,作出了自己时代的新的战略选择,从全面、充分地翻译、介绍与研究外国著作入手,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以此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突破口。” 可以说,周作人的报告正式发表后,在学术界与创作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奠基之作。 书稿遗失46年后再现 “祖父很细致,是个挑剔的人,要保存的手稿,总习惯自己亲手装订,然后整整齐齐地摆放。”周吉宜回忆说,他幼时曾听家里大人们谈论过这份手稿,“因为有鲁迅的批改,而鲁迅的风格跟祖父的有区别,大人们在一起有时候会讨论他们两人风格的不同。” 周吉宜说,1966年8月2日,他祖父和他的家被红卫兵查封。“抄家不止一次,来了好几拨红卫兵,最后,手稿连同我家和我祖父所有的物品都被抄走。”周吉宜说,“文革”结束后,国家有关部门向他们分批归还了周作人的部分物品,但上述作品的手稿未在其列,下落不明。 直到今年“五一”期间,周吉宜在订阅的《文汇读书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德公司)春拍推出“唐弢珍藏”专场,鲁迅修改周作人手稿现场拍卖。拍卖的作品正是《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 看到遗失的祖父手稿时隔46年后再出现,周吉宜有些激动。周吉宜肯定地告诉记者,此手稿被查抄之前没有外传过。那么,手稿何以落入他人之手,又为何拿出来拍卖,仍是一个谜。 力阻书稿被拍卖未果 5月2日,周吉宜第一次联系嘉德公司,以手稿所有权人的名义进行口头交涉,要求拍卖行提供拍品所有者合法持有的证明,否则要求停止拍卖、返还手稿。随后,嘉德公司要求周吉宜提供相关抄家清单或确权证明。 “当时那种情况,哪有可能留什么清单和证明,我目前也拿不出确权证明,我问嘉德公司为什么不要求拍卖者提供合法性证明,得到的回答是这是行业惯例,这真让人难以理解。”周吉宜说。 5月8日,中国嘉德2012春季拍卖会在京开始预展。按照原计划,11日预展结束后,12日至15日正式开始拍卖活动。预展开始第一天,周吉宜再次跟嘉德公司交涉,但最终嘉德公司表示,由于周吉宜未能提供相关证据,拍卖会照常进行。 之后,周吉宜委托律师发函要求嘉德公司停止拍卖、返还上述手稿并提供该手稿来源。律师函中指出,手稿是周作人在“文革”抄家时丢失的物品,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周吉宜等周作人后人,为周作人的法定继承人,是该手稿的所有权人,未经其同意,拍卖上述手稿是侵权行为。 嘉德公司于5月10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情况说明回应称,周吉宜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以证明其对该拍品享有所有权,公司不能仅凭异议人提出异议,就否认该拍品委托人对其享有所有权而予以撤拍。 至于拍卖公司是如何判断拍品合法性的,嘉德公司在情况说明中表示,在艺术品市场上,并不是按“作品的原作者”来确定所有权人,很多藏家均收藏了各名家之作,不会仅以“原作者”来判断其是否为合法委托人。 在嘉德公司发布情况说明的当天,周吉宜报警,称发现丢失的手稿出现在拍卖公司即将被拍卖,请求立案并予保全。110立即通知海淀派出所和周吉宜取得了联系,但经警方研究,因涉及“文革”抄家,所以没有立案,并告诉他可到法院起诉。 5月11日上午,周吉宜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准备起诉嘉德公司,但上午的排队号已经停发,下午法院又不接受立案,当天未能立案。 几经联系无果,周吉宜于当天下午找到主管拍卖行业的商务部反映情况,希望能制止拍卖。周吉宜认为,按照2005年开始施行之《拍卖管理办法》第29条规定,“所有权或者处分权有争议,未经司法、行政机关确权的”,“禁止拍卖”,据此规定,商务部足以制止这场拍卖。 不过,周吉宜的希望再一次落空。商务部认为,嘉德公司是合法注册和运营的公司,商务部虽然有监管之责,但不负责执法。 手稿所有权归属说法不一 手稿的所有权到底归谁?周吉宜的代理人北京市铭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新明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周作人先生为手稿的所有权人,其逝世后手稿所有权由其继承人继承。截至目前,包括周吉宜先生在内周作人先生的后人是手稿的所有权人,未经周吉宜先生及周作人先生的其他后人同意,任何对上述手稿的处分行为均为侵害财产所有权的行为,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返还原物、赔偿损失等民事法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但是,按照嘉德公司的说法,周吉宜需要证明手稿是当年被抄走的东西。在周作人研究专家止庵看来,周作人家被抄是事实,但是被抄走的东西是没法证明的,如果当时没有没收收条的话。 止庵联系到自己的亲身经历,“文革”中他家也被抄过,但是后来“百不退一”,退还回来的很少。即便是抄家时有了“收条”也未必有用。止庵的邻居家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抄走了一把镶着珍珠的宝刀,但是按照收条上写的“刀一把”,只退还了一把市场上随处可见的菜刀。 显然,很难确定此手稿是不是“文革”时被抄走的,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关于手稿的所有权人的问题,已经存在争议。 有网友认为,既然存在争议,那就应该先妥善解决,再决定手稿的处置问题。在拍卖委托人出示手稿合法来源证明之前,嘉德公司大可以第三方的姿态出现,立刻停拍该物品,也可暂时代为保管,待手稿拍卖委托人或周家确定手稿的归属问题之后,再续拍或返还物品,而不是继续拍卖。 致力于文物法研究的律师刘洋对记者表示,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在手稿权属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周吉宜要想阻止嘉德公司继续拍卖手稿,应该到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法院作出财产保全裁定后,嘉德公司才有义务停止拍卖。否则,嘉德公司停拍,就是违反其与手稿委托人之间的拍卖合同。 刘洋认为,拍卖公司在这起争议中承担责任较少,只需提供有人委托证据即可,而周作人手稿的合法继承人则承担主要举证责任。 ■对话周吉宜 我为什么要追回手稿？ 《方圆》:关于手稿的所有权问题，众说纷纭。最后，手稿还是被拍卖了，您当时什么感受? 周吉宜:我的感觉是，40多年前“文革”中我家被抢了一次，现在又被抢了一次。手稿被拍卖前我努力想阻止拍卖，没能成功，接下来，我要诉诸法律手段，追究委托人、嘉德公司和商务部的法律责任。最近正在精心准备证据材料。 《方圆》:以前遇到过这类纠纷吗?最终处理结果如何? 周吉宜:以前我们遇到过很多侵权纠纷，大都调解解决。这次起诉后，将是我们第三次诉诸法律为我祖父作品维权。1993年，我们起诉广电出版社侵犯著作权并胜诉，2005年，我们也曾起诉河南大学出版社、北京国林风图书公司两家单位侵犯著作权，最终也是胜诉。 《方圆》:为什么一定要追回手稿，是因为它现在的经济价值吗? 周吉宜:经济价值我们也很重视，但首先是因为它是我祖父的东西，本该属于他的后人。再者，现在关于我祖父的可研究的资料很少，此份手稿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从这部手稿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原来是怎样写的，鲁迅又是怎样修改的，二人的文风如何不同，这对他们的研究者来说，是很有价值的。这些可供研究的东西一旦成为私藏，就很难再为研究者所用。 《方圆》:现在您及周作人的其他子孙手里，一定有很多您祖父的手稿吧?都是怎么处理的? 周吉宜:我们曾捐献了一部分，当然首先还是要回归社会，其实现在也在这么做。上海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了11卷周作人译文全集。以前的一些相关书籍收录的我祖父的文章都是删减过的，一些精华的内容，都未曾面世，这次出版的文集通过补漏，把我祖父手稿上没有修改的信息都体现出来了。以后我们还打算出版祖父的日记、书信等。遗憾的是，家里保存的日记终是不全了，1935年以前的日记，祖父在“文革”前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为生活困难卖给了文化部。另外，因为各种原因也丢失了一些。 《方圆》:这些手稿、日记，甚至是书信，除了文学方面的研究，还有哪些价值? 周吉宜:我祖父82岁去世，跨越了好几个历史阶段，经历了多种思潮的洗礼和变革，通过他的思想的变化，也可折射社会某些层面的变化。另外，我祖父的日记还有某些意外的研究价值，说来也有趣，比如从清末开始，祖父天天记日记，其中记录了每日的天气变化，听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国家气象局曾将我祖父的日记作为气象资料来收集，以弥补长期战乱造成的气象历史资料缺乏。据说这份资料在业界学界的可信度很高。 可以说，祖父的日记平实、真实，具有史实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