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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周末 作者：周大伟 1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在给木头轮胎包上橡胶材料的同时，也拆除了裹在中国女人脚上的裹脚布。我们开始将公路分成左右侧，把学校分成小学、中学和大学;把医院分成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同时，中国人也开始把法律从业人分成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法律教授这些专门的职业类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法律职业群体其实是个舶来品。 从上个世纪初到现在，中国司法脱离传统轨道，中国的法律职业群体从无到有。然而，中国法律职业群体的发展和其他专业领域的人群相比较，则显得异常艰辛和坎坷。人们不难发现，中国法律职业群体曾经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尴尬的一个群体之一。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这个特殊群体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成以下3个重大的历史机遇和变迁。 1、中国的法律职业群体在清末民初曾经初露端倪。 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此举突然断绝了天下无数读书人通过考取状元、进士、举人进入社会上层的唯一路径。因为过去考功名升官发财的路被封闭了，一大群人顿时觉得惊慌失措、无路可走。然而，天无绝人之路，“废科举”3个字的后面，还紧跟着“办新学”3个字。尤其是，伴随着清末新政中司法改革，导致大量西方近代法律学说和法典被介绍和移植，中国开始初步建立起与西方接轨的司法体制。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年轻人去刻苦读法律，来日去当法官、检察官、警官和律师，成为很多读书人最新、最时髦的选择。法学教育从无到有，风靡一时。在上个世纪初的1907年至1919年前后，全国法政专科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学生达到数万名之多。国内专门研究民国法律史的俞江教授曾告诉我，他从研究资料中发现，当年仅在江苏武进(今属于常州)一地，法政学校就有不下30所之多。我们今天知道的著名的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在上海创办)、朝阳大学(1912年创办)都是当时诞生的著名法科学府。现在著名的兰州大学的前身，就是一所法政学堂。 我在研究和阅读过程中发现：其实，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也差点去学法律。上个世纪30年代末的一天，他在延安的窑洞里和一个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新闻记者兴致勃勃地谈到，当年他在长沙求学时，曾一度失学。有一个同乡劝他去读法政学校，说这是一个将来既容易做官又容易发财的专业。毛泽东一度动心，还交了一块大洋的报名费。最后，他还是决定去投考湖南长沙的一所师范学校。 然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爆发后，社会变革开始走入激进的道路。在后来发生的一连串北伐战争、军阀混战、国共分裂并武装对峙中，法律职业群体整体陷入尴尬和失业状态，大量“法政学校”随即关门和倒闭。1927年，毛泽东在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 在各派势力混战的年代，当年法政学校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弃笔从戎，成为军人。从军者，除了一部分人为了信仰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就业。在那个时候，中国社会大量农民失地破产、小知识分子失学失业，当兵有军饷、有饭吃，当兵成为一种就业方式。我们知道，当时很多贫苦人参加红军，最开始很难断定他们真的搞得懂什么是共产主义理想。我看到一个老红军的回忆录，他说自己15岁参加红军。红军师长问他，你为什么参加红军？他说当红军升官最快，从小跟我一块放牛的人，比我当红军早3个月，现在已经当班长了。 说当兵是为了就业，那一代人中的“知识分子们”听了自然会不愉快。他们更乐于说自己是“职业革命家”。列宁曾提出，为了实现共产主义，需要培养和缔造千千万万个职业革命家。在那个年代，产业和技术专业十分不发达，很多小知识分子除了去当教书先生，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出路。今天，我们可以很认真地问一位大学毕业生：“您是干什么专业的？”回答可以是工程师、律师、会计师、医生，甚至可以是按摩师或发型师。可当年你得到的回答很可能是：“我是干革命的。” (作者系旅美学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