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律遇上古典文学

　　如果说法律这一主题使作家着迷，那么文学也使法律人着迷，他们把文学当成了学术工作的一种可能模式，开拓出了一片独特的园地。

　　□书评人 金敏

　　波斯纳在《法律与文学》导论中说：“法律作为文学的主题无所不在，”“与爱、成熟、事故、探险、宗教、友谊、异化、死亡、战争和艺术本身一样，法律也是人类经历中的一个永久的特征。”在西方，从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到卡夫卡的《审判》、加缪的《局外人》等等，都涉及了法律主题。

　　但直到詹姆斯·伯艾德·怀特1973年出版其《法律的想象》之前，“法律与文学”作为系统的研究领域尚不存在。随着怀特著作的问世，尤其是本为“法律经济学”主将的波斯纳展开与怀特、努斯鲍姆等人的论战，于1988年发表《法律与文学：一场误会》，“反客为主，鸠占鹊巢，李代桃僵，竟成了法律与文学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如果说法律这一主题使作家着迷，那么文学也使法律人着迷，他们把文学当成了学术工作的一种可能模式，开拓出了一片独特的园地。

　　当我们把视角转向“自己的村庄”，中国古典名著、戏剧涉及法律主题的同样不少。近年来，不知受到西方“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影响与否，苏力发表了《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对司空见惯的材料诸如《梁祝》等作出了出人意外而又令人击节赞叹的法律解读；徐忠明发表了《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对胡适称之为“箭垛”的包公戏及其蕴含的传统法律文化诸如“清官情结”等作了考察；尹伊君在《红楼梦的法律世界》，明确宣布自己属于红学研究中“索隐派”和“考证派”之外的“解释派”。

　　那么，复旦法学院郭建教授的新作《戒石铭与皮场庙》、《金龙难娶玉堂春》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看点”呢？

　　在郭建看来，《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这三大名著具有最广阔的社会视角，所描绘的社会生活场景宏大而又细致，其中，《水浒传》描写的主要是中国古代的下层社会；《金瓶梅》描写的主要是传统社会的中层；《红楼梦》描写的则主要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上层。这样，从社会的下、中、高三个层次，这三大名著提供了传统社会的全方位场景，是从法律文化视角进行解析的绝佳样品。《戒石铭与皮场庙》便对这三大名著进行了“扫描”，从中选取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故事情节，引出潜藏于后的历代法律制度的“法身”：由《水浒传》梁山好汉们脸上的“金印”引出北宋的“刺配”制度，顺带说及明代的充军制度；由林冲休妻引出历史上存在过的“手模”、“画押”制度；由《水浒传》中的“戒石”引出五代十国时期后蜀主孟昶的“戒石铭”；由《金瓶梅》里的“典房”说及历史上的典当制度；由《红楼梦》凤姐放债说及有关“违禁取利”的法律制度等等，这些常人看小说时一带而过的情节，在有心且有历史学科班出身的“内功”的郭先生那里，都成了解析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及其运作的道具。

　　传统戏曲作为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是“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重要联系纽带，《金龙难娶玉堂春》一书涉及了《天仙配》、《窦娥冤》、《陈州粜米》、《荆钗记》、《杜十娘》、《玉堂春》、《金玉奴》、《四进士》、《十五贯》、《失印救火》、《三娘教子》、《秦香莲》、《四郎探母》、《锁麟囊》、《武家坡》等众多名剧，哪怕没把所有的名剧“一网打尽”，也够琳琅满目的了，作者提取了其中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剧情，从法律的理论、制度、民众的法律意识等全方位地来展现、诠释中国传统法，其间既有抱合又有背离，对绝大多数读者和观众都会是一种新的体验。此外，戏剧作为一种需要众多人参与创作、公开演出的艺术形式，不仅要考虑受众的接受程度，其创作还往往受到法律的限制。元明清法律中都有限制戏剧创作的禁令，尤其对所谓“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其处罚从杖一百加重到“全家杀了”。现代西方“法律与文学”中的一个子题便是“法律对文学的规制”，探讨的大体是对文学作品中涉及诽谤和侵犯版权问题的法律规制，相形之下，元明清的“禁令”要沉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