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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破产程序过晚。出于种种原因，例如债权人追求个别清偿、法院不愿意受理破产案件、债权人的债权确认和执行周期过长等等，债务人进入到破产程序的时间通常都比较晚。而现在逃废债的方法都已经升级，采取巧取而非豪夺的方式，具有隐蔽性和表面合理性，往往只涉及撤销而不涉及无效。受有关破产撤销权除斥期间的限制，管理人接管时已无法撤销。 审计不够深入。在破产程序中，受聘审计机关本应完整地进行审计，以挑剔的眼光审视破产受理之前债务人，从而找到漏洞，为管理人下一步启动相应程序提供线索。但是，实践中许多审计工作并不能够满足这一要求，导致许多抽逃出资、关联交易、侵占财产、隐匿财产等行为并未被发现，审计报告反而成为不存在相关行为的证据，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 评估不够客观。对于破产重整案件来说，评估报告对于债权清偿率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重整计划是根据模拟清算的结果作出债务清偿的安排，而模拟清算依据就是评估报告。实务中，评估报告往往采取清算价值或快速变现法等方法进行评估，导致评估价值偏低（多数只有账面价值的30%）。破产企业有稳定的业务和收入的，这种处理方式极不公允，最终在此基础上计算的清偿率也会极低，易于引起债权人的极大不满。 管理人未能充分履行职责。在实务中，部分管理人可能从节省工作成本、搞好与债务人的关系、服从于行政司法机关的安排等角度出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怠于启动相关制裁逃废债的程序，从而导致破产财产未能有效增加，形成对逃废债行为的庇护。 债权人的地位未得到充分的尊重。按照破产法的理论，债权人是最终的风险承担者和利益享有者，本应拥有最终的决策权。但实务中的债权人会议往往沦为橡皮图章，许多重要的事项会前并没有充分知情权，会中没有充分进行讨论，会后又受制于法院的强制批准权。其中原因，既有债权人自身的原因（搭便车心理），也有法院的原因（害怕债权人联合起来形成群体性事件），更有破产法律制度设计的问题（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如管理人选任方面——没有给债权人以决策权）。因此，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就可能达不到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的要求，甚至出现极大程度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结果。 法定清偿顺序原则未得到充分贯彻。这一点在重整案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虽然破产法明确重整计划草案“所规定的债权清偿顺序不违反本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但在上市公司的重整案件中，在债权人未获得全额清偿的情况下，股东的权益未予调整，重新交易后最后获利远大于债权人。 落实完善破产法具体规则发挥制裁逃废债作用 就目前来说，破产法仍然是制裁逃废债、实现债权人利益最大化和公平清偿的最优选择。只不过，破产法在制度设计时有许多缺失甚至是不合理之处，为逃废债提供了机会，甚至在客观上为逃废债提供助力。笔者认为，在未来应当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方式，为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提供具体、明晰的规则，这些规则表现在： 债权人会议的决策机制。避免逃废债，首先要让债权人会议的最终决策人地位得到加强，尽量避免法院越俎代庖地行使决策权。目前来说，有几个机制亟须建立——债权人会议要求变更管理人、债权人的知情权、债权人会议的选择重整投资人、债权人会议对重大事项的提案权、债权人会议选任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 破产案件启动机制。目前，在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时，如其债权未得到生效的判决文书的确认，债务人以此提出异议，法院一般都会要求债权人先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曾经表示对这类情况进一步明确，建议法院在审查破产申请时进行听证，对初步确定债权债务关系存在，且债务人存在逃废债行为的，法院可以受理破产清算申请。同时，完善其它机制，争取能够使破产程序及时启动。 强制批准的限制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就强制批准重整计划制作司法解释，明确强制批准的最低标准，例如：通过重整计划的债权人的人数、组别最低要求；评估机构、评估标准的要求；审计报告内容要求（如是否存在应当追究责任的行为）；存在多个重整投资人和重整计划的选择；债权人的选择权（债转股和现金清偿之间）；债权人的受偿方式；延期清偿的限制；债权人未得到全额清偿情况下原股东保留股权的要求及限制。 审计和评估的工作规则。对审计和评估，应当尽快制作破产程序中工作规范和标准，使得审计、评估有章可循，减少其工作的随意性，充分发挥中介机构应有的职能。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逐步推进，破产法律秩序也必然迎来最好的发展契机，在此期间，破产法定然能够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不断地消除误解，也不断证明自身价值。债权人也一定会逐渐掌握破产法，运用破产法，让破产法成为打击逃废债、实现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的利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