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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长期面临一个悖论：在理论上，限制权利是例外；但在实践中，限制权利却是常态。在条件不能充分满足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得不限缩权利，或者根据权利冲突的原则，排出权利的优先顺序，进行限制甚至取舍。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尤其如此。作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将近14亿人的规模进行法治建设的国家，情况错综复杂，发展极不均衡，人口众多，资源稀缺，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拥挤社会”都将是我们摆不脱的生存结构。那么，如何在拥挤的社会里解决拥堵问题，就不仅仅是保障人民出行畅通的“护权”问题，也是对某些权利进行限缩甚至限制的“限权”问题。 当然，也不能因为实践中限制权利是常态，就可以肆无忌惮。任何对权利的限制，都必须遵循合宪合法的原则，考量成本收益论证的比例原则，造成权利受损之后的救济原则，对权利不当限制的问责原则，确定没有更好替代性方案之后，才能实行，否则我们也将生活在一个惶恐不安的世界。而在“护权”与“限权”之间，考验的绝不仅仅是法律，还有决策者不得已而为限权时的法理论证能力，与民众平等讨论和对话的说服能力，以及民众在一个拥挤社会中选择如何对待彼此的宽容、智慧与理性思辨的能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