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削减死刑罪名、控制死刑判决、减少死刑执行，是我国死刑政策的重要目标，也符合世界刑罚发展的趋势。 日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此番刑法修正案（九）涉及的内容较多，热点不少，而其中进一步削减死刑罪名问题，尤其引人注目。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就有记者提到对某些犯罪取消死刑，会不会带来更多社会危害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郎胜副主任在回答提问时说，严格控制死刑、逐步减少死刑是我国刑法的方向。目前，刑法修正案（九）中所减少的这些死刑罪名，都是近年来比较少发生，有些已很少适用，甚至没有适用过死刑。 早在刑法修正案（八）制定时，我国就已取消了13种犯罪的死刑，这些犯罪绝大多数属于非暴力型经济、财产和治安犯罪。而刑法修正案（九）所削减的死刑罪名有9种，所涉犯罪类型与前一次类似，也集中在非暴力型的经济、治安类犯罪上，而集资诈骗、伪造货币、走私特定货物、组织强迫他人卖淫罪等，在上一次刑法修订时，就有取消死刑的考虑，只是考虑到死刑控制的民众接受度及削减死刑的立法节奏等，才有计划地予以分步实施。 不过，这次立法废除的9个死刑罪名，与以往削减死刑的犯罪一样，也是司法实践中死刑适用量早已锐减的犯罪。战时造谣惑众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等，不仅案件发生率极低，在全国法院系统的审判统计中，甚至从来就没有判过一个死刑案例。实践证明，这些在司法实践中长期没有判处过死刑的犯罪，都没有出现过犯罪率攀升等异常现象。这也进一步说明，对非暴力型犯罪逐步取消死刑，已经完全具备了客观条件。 削减死刑罪名、控制死刑判决、减少死刑执行，是我国死刑政策的重要目标，也符合世界刑罚发展的趋势，它有利于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的实现。不过，在我国，死刑观念的转变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必须从改变重刑观念入手，尤其要防止出现社会治理中的“重刑依赖症”。因为在不少人的思想深处，重刑威慑主义观念根深蒂固，他们普遍推崇刑罚尤其是死刑在控制犯罪中的作用。在重刑观念的影响下，社会对刑罚产生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期待和心理依赖。当出现某种危害性行为时，首先的反应就是动用刑罚和使用重刑，甚至要求立刻修改法律、加重刑罚。 偏好实施严刑峻法的观念乃至法律行动，会极大地妨碍人们寻求科学的犯罪对策的努力。在犯罪行为发生乃至出现增量时，一些人非常容易产生错觉，并采取最为简单的抗制反应，那就是法律上的犯罪化、重刑化跟进，或者司法上的刑罚趋重，认为只有重刑威慑才能震慑犯罪，起到警戒他人、预防犯罪的效果。然而事实上，对犯罪人的重罚不应成为控制其他犯罪的手段，这是不把人作为工具使用的人本主义思想在刑事法领域中的要求，也是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现代犯罪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犯罪是社会诸种病症及犯罪者个人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因此，预防犯罪的手段不可能是单一的，对由社会综合原因铸成的犯罪，不可能一味地依靠加重刑罚的方法去解决，动辄诉诸重刑乃至适用死刑，不仅难以取得长远的遏制犯罪的成效，反而会使刑法的正义感、公正性流失，使生命权利应当获得最高程度尊重的理念受到损害，不利于社会主义人权价值观的最终养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