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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制定层面看，政治领域涉及的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改革举措，包括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等，都需要通过立法来完成。经济领域涉及的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改革举措，都需要建立和完善法律制度。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社会事业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也离不开立法保障。 从法律修改层面看，改革举措中有很多新突破与现有法律规定不一致，需要通过修改法律满足深化改革实践的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对制度建设提出了许多健全、完善、变革的要求，需要通过法律的修改和废止来完成，诸如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社会治理领域中的改革信访制度，健全社会保障财政投入制度，完善社会保障预算制度等。 优化改革环境的重要保障 全面依法治国不仅为全面深化改革凝聚共识、提供制度，而且以其内含的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之本质要求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良好秩序和环境保障。 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稳定秩序和良好环境。越是深化改革，越会触及既得利益。只有对不当的既得利益进行有效遏制，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有效有序推进。同时，伴随改革引发的社会转型和利益分化，收入差距、住房就医、金融投机等问题和矛盾凸显，一些偶发事件极有可能升级为群体性事件并造成社会不稳定，进而牵扯改革精力、影响改革环境、妨碍改革进程。这就对全面依法治国、营造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提出了紧迫要求。 越是改革攻坚，越需要众志成城；越是“涉险滩”，越需要沉着坚定；越是“啃硬骨头”，越需要法治支撑。排除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以及社会不稳定因素对改革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看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例如，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目的就在于有效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确保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实施；推进法治建设中的人民调解、法律强制和刑事打击等制度完善，都是有效防止矛盾激化和维稳维权的有力武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