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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日报
“不满十四岁我怕谁”观念误导少年 凶残作案手段引发刑事责任年龄讨论 专家呼吁立法机关应回应最低刑龄之争 勒索不成，少年闫某竟然火烧住着两个老人和一个小孩的房子。 掐死了亲生奶奶，因为不到刑事责任年龄被放出来之后，13岁的小淘又杀死了7旬的太婆。 近年来，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危害社会的行为逐渐增多。其中，严重的刑事案件明显增加，作案手段呈现凶残化和智能化特点。不少少年认为“不到14岁我怕谁”，办案机关也陷入“放了抓、抓了放”的恶性循环中。 围绕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一场从未停息过的争论又进入了一轮新的讨论高潮。 正方观点 青少年心智早熟现行年龄规定不符合实际情况 反方观点 严刑重典易致混乱降低法制教育年龄才能治本 第三只眼 责任年龄不能一刀切是否降低要参照权威数据 立法机关不应当保持沉默而应该主动积极回应 “真想把那个人杀了！” “杀人是要偿命的。” “哼哼，他杀了我得偿命，我杀他，杀了也没事！” “哦？为什么？” “我查过法律书，14周岁以下干什么都没事，我还差好几个月才满14周岁……” 这不是电视剧中的对话，而是记者在福建省厦门市公交车上听到的两个男孩之间的对话。是玩笑话吗？厦门市近年来发生的多起案件告诉记者，这可能真的不是玩笑。 “今晚11时将8000元装在黑色袋子里，放在楼下，要是不放钱或报警，小心家人性命。”从哈尔滨来厦的少年闫某，将事先写好的恐吓敲诈信，放在某住户门口。后见没人按要求放钱，竟然放火烧房子。 “房子里面住着两个老人、一个小孩，如果发生大火，后果多严重，你想过没有？”在办案刑警的陪同下，记者在看守所采访了闫某。 面对记者的提问，闫某漠然地摇了摇头。 “你知道纵火行为的法律责任吗？”记者继续问道。 “不知道。”闫某的回答让在场的人揪心。 据了解，近年来，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危害社会的行为逐渐增多。其中，严重的刑事案件明显增加，作案手段呈现凶残化和智能化特点。由于发育年龄提前和频繁接受暴力文化的影响，现在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比上个世纪70年代提前了两三岁。我国1997年修订的刑法，坚持了1979年刑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标准，其最低年龄仍为14周岁。对此现象，有法律专家提出，要根据儿童的心智成熟程度，将刑事责任年龄的最低起点从14岁降至12岁或13岁。这一观点在厦门市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抓了放放了又抓恶性循环滋生破罐子破摔错误观念 “发生在未成年人身上的变化不仅仅限于乘车免票的身高限度已由1.10米提高到了1.20米，更多的改变体现在心智的早熟方面。”厦门航空管理站的高飞认为，从现在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的发育特点出发，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刻不容缓。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检察院的林章伟也认为，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对具有一定认知能力的未成年人犯罪课以适当的刑罚，一方面防止他们再犯罪，另一方面也教育其他同龄人。 据媒体报道，一少年惯偷受审时语出惊人：“到16岁就不再作案了。”持赞同观点的人认为，现在大部分混迹社会的未成年人从九、十岁就开始“小打小闹”地作案，即使被抓获也无法处理，形成抓了放、放了抓的恶性循环，这让这部分未成年人形成了“我还不到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刑法不能把我怎么样”的错误观念。而“抓”与“放”的周折，无疑给社会增加了许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降低刑事犯罪责任年龄是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如果说刑事责任年龄降到12岁效果不好，要不要降到11岁？究竟要降到几岁才能达到目的？”厦门市市民胡英针锋相对地发表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适当，并且也不是治本的方法。“十二三岁的未成年人控制力、判断力和克制力都比较低，难以抑制犯罪。任意扩大惩罚范围与刑罚的目的相背离，我们不能为极端的个别例子而提倡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厦门市检验检疫局的吴琼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会造成整个社会对未成年人教育的麻痹。如何正确诊治患有现代病的问题少年，加强未成年人的法制意识，降低法制教育年龄才是根本。 前不久发生在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的一起案件印证了吴琼的观点：一位七旬太婆被人杀死在家中，凶手竟是被害人年仅13岁的姨孙小淘(化名)。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去年小淘还掐死了自己的亲奶奶。 究竟是什么让年幼的小淘做出如此令人发指的行为？ 在和记者面对面的交谈中，这名身高仅1.5米，满脸稚气的6年级小学生说出了心里话：“我最恨妈妈，她经常打我。我从10岁起就想犯点事情好进去(监狱)，在家里头没意思，进监狱也比家里好。” 此案在当地引起强烈震动。在深刻反思这起案件之后，四川省自贡市群久律师事务所律师刁凤鸣认为，如果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为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一条途径，无疑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一种短期的消极行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周东平对记者说：“我国刑法规定未满14周岁者属于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是有科学根据的，不能轻易变更。在没有经过科学论证之前，不宜轻易降低少年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 “不可能针对具体自然人的具体情况逐一设定构成犯罪与否的条件，因此，需要确立一个以普通人为标准的临界点作为一般标准(平均值)，以便操作，这就是是否已满14周岁在确定少年刑事责任年龄上的意义。”周东平说。 刑罚对于青少年约束有多大律师反对仅从年龄考虑问题 类似的案例不断地刺激着社会敏感的神经。 一个12岁的少年惯偷，在厦门市疯狂作案上百起，每次被抓后都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被释放，后来成为一个盗窃团伙的头目。当这个盗窃团伙再次被抓获后，其他同伙被判刑，这个“老大”却仍然逍遥法外。 陈某，12岁少年，经常辱骂老师，打架不计其数，小小年纪盗窃作案五十余起，盗窃金额达十余万元。虽经派出所民警多次教育，却无多大效果…… 对于目前两种剧烈冲突的观点，福建重宇合众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涂崇禹提出了第三种看法。 “不能只从年龄这一角度一刀切，对轻罪和重罪应该有所区别，轻罪可以批评教育，重罪则必须严厉打击和惩处。”涂崇禹认为，如果因为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多了，就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这不仅会造成不公平(因为我国经济、教育发展状况还存在着地区不平衡的问题)，而且也有迷信刑罚万能的陈旧观念之嫌。 “未成年人犯罪成因复杂，社会阅历肤浅，刑罚对他们而言能有多大威慑力还有疑问，即便将犯罪的未成年人送进监狱，‘交叉感染’的危险也不利于其改造。”涂崇禹说，“事实上，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遏制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立法机关应该积极回应 关于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议一直都没有停息过，不久前发生的一起恶性暴力案件更是将这种讨论推向了高潮：13岁男孩赵某强暴同村14岁女孩，因未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而被释放，当受害人母亲进行民事索赔后，恼羞成怒的赵某一气之下将其杀害。最后赵某仍因未满14周岁而只被公安机关处劳教1年零6个月。 “不论最终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现在已经到了重新研究和认真论证这一重大问题的时候了。”山东省政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李克杰说。 “国家立法机关不应保持沉默，而应当主动积极回应。”李克杰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对这一问题做出判断，需要更加系统、全面、科学、合理而且权威的统计数据和调查结论。比如1979年刑法实施以来，甚至是1997年修改刑法以来，我国各省市发生的由10至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案件数量、特点、趋势以及原因，分析其中的规律性，弄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未成年人早熟引起的，从而判断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否能够有效遏止这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能否通过其他的教育和管理措施避免此类行为的发生。“此外，我们还应从医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弄清10至14周岁年龄段的青少年在智力和辨别行为性质、控制自己行为能力方面与27年前有没有差别，有多大差别，这些差别是地区性的还是全国性的，或者仅仅是少数人、个别人”。 “有了这些相关数据和调查研究，我们就可以得出综合性的结论，用以确定是否需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李克杰说。（江俊涛 记者 郭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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