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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日报 公务员薪水历来是个敏感话题，近日，针对引起热议的执法员7000元起薪的问题，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陆韬表示，聘任制公务员工资标准公正透明，7000元至1.572万元的标准包括了执法员的所有待遇，薪酬的制定强调积累年限和经验，最高标准的月薪1.5万元，大概要工作三十年左右才能实现(3月25日《广州日报》)。 凭良心说，作为深圳打破公务员“铁饭碗”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7000元的起薪点并不是很高。与当地的消费水平相比，与内地一些包含诸多隐性收益的公务员待遇相比，包括了“所有待遇”的聘任制工资标准看起来高，实际上并没有绝对的增多。 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何公众对公务员工薪如此敏感?一片抨击声音的背后究竟藏着人们怎样的权利焦虑?在我看来，这种质疑深层次的心理乃是权利支出与权力服务存在巨大落差，以及公民对某些公权服务性的不信任。 现代社会，普通公民把一部分权利让渡给政府，并通过纳税来购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在这个如同商品交易的“权利——权力”买卖中，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聘任公务员，为“买主”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其公平的标准就应当是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与纳税人的支付价值相当。现在的问题是，公民支付了高额税款，但未必得到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如同交了在法国餐厅吃鹅肝的钱，得到的却是路边摊的“大排档”，自然深感不满。 这样说并非无稽之谈。就在最近，地沟油、血铅中毒、疫苗事件以及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和各种矿难，哪起事故的背后没有执法缺失的影子?公权执法和服务的职能缘何总要到媒体曝光后才重新唤醒?生活中又有多少执法者真正是在一线岗位上?3月23日媒体报道了多家省级电视台长期播放涉欺诈猜谜节目，而此类“有奖竞猜”节目早已被有关部门叫停。面对平日里司空见惯的违法违规的电视购物广告，一些执法部门总是“岿然不动”、视而不见。相反，媒体往往成为执法机关的替身，如果这样，纳税人何不干脆直接给媒体发工资购买他们的“公共服务”呢? 可见，基于这种最直接的公权服务体验，人们对购买到的“产品”不满，由此引发了对公务员工薪过高的质疑。这似乎对深圳的执法员有些不公，因为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深圳的执法服务质量不高。但是人们只能依据自己对政府公共服务的切身体验，来衡量并评判深圳的公务员待遇。同时，民众依然担心的是，类似深圳这样的聘任制工薪，究竟能否做到彻底的阳光透明，还会不会存在“罚款指标”?“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的现象又能否得到遏制?如果仍然不能杜绝某些执法员的各种隐性收益，那么这样的工薪标准可就真的高了。 由此，作为虚心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的各级地方政府，应当反思的不是如何去隐晦公务员薪水，而是好好审视这桩“权利”与“权力”之间的长期“买卖”，思量该为纳税人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公共服务，才对得起每个月发的工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