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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报 5月22日在广东省东莞市召开的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表示最高人民法院从5月22日开始到今年底，在全国各级法院集中开展解决行政案件申诉上访专项治理活动，将通过案件评查和纠错改偏及完善终结制度，及时有效地排查化解矛盾，力争使现有行政申诉上访案件基本得到解决，在较短时间内有较为明显的下降。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官民关系的演化，正是一步步将公权力置于法治的羁束之下。一方面是公权的自我克制。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分别施行，对于构建现代法治框架下的公共治理关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另一方面是公民权利的迅速复苏：在民众眼中，政府行为的权威性不再是天然的，它首先来自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民告官”不是挑战政府，而是正当行使公民宪法权利，并负责任地帮助政府臻于至善。 陈锦洪状告佛山市经委行政侵权，曾被称为“中国民告官第一案”。“民告官”案件多次证明：由于对行政程序缺乏法律规范，司法者与原告往往都面临“原具体行政行为办事程序不明”的困境，而对于人事更迭频繁的行政机关而言，时过境迁之后要想查清上任经手人的办事程序，也确有困难。近年来，通过“民告官”的生动实践，政府与民众在公共治理关系中“双方发力、两极对冲”，逐渐扭转了公权独大的局面，亦为“依法治国”、“保护人权”等条款入宪，落下了生动的注脚。 在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也曾一度出现了“民告官”难、“官告民”易的现象。民告官，表明民主渠道畅通、监督机制正常、民意表达有序；官告民，表明一些官员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极其淡漠、滥用权力倾向极其严重，消除权力对司法公平的影响任重道远。“官告民”与“民告官”两种现象的碰撞，是“官本位”与“民本位”两种思想的博弈，也是从“让行政机关胜诉是支持，让行政机关败诉是添乱”到“支持依法行政，建设法制政府”的思想转变。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11月15日发布了《关于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主动为“民告官”提供法律保障，更加保证了民众维护合法权利的渠道畅通。 如今，“民告官”这个在民间传统文化中颇具悲情意味的词汇，已经不再那么新鲜。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新法施行后行政诉讼此起彼伏，到公共事件受害人频频“向监管部门讨说法”，“民告官”正在成为一种法治常态现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