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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日报 戴佳
“‘技术侦查’经历了一段非常曲折的立法过程。”日前，参与刑诉法修改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下称法工委)曾拟出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但这个草案中没有涉及技术侦查、秘密侦查这些特别侦查措施的规定。陈卫东发现这一问题后，就向法工委和公安部法制局反映:“技术侦查的合法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通例，为什么在刑诉法修改中没有写进去?” 有关部门答复意见时表示，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但目前不宜写入，因为技术侦查有其敏感性，不仅涉及到公民的隐私权利，还涉及到对干部的管理问题。 在收到答复不久后的2007年2月，陈卫东发表《秘密侦查合法化之辩》一文，全面论述了我国应当采用技术侦查、秘密侦查，它是当今世界一种通用的侦查原则，而且当今社会，新型犯罪手段不断增加、犯罪更加隐蔽、高科技手段在犯罪中使用越来越多，侦查机关如果不采用技术侦查是无法与犯罪作斗争的。而刑诉法修改的趋势是对侦查机关的常规手段日益规范，一方面限制侦查机关的权力，另一方面又没有赋予侦查机关其他侦查手段可用。 “这就好比捆住了警察的双手，让警察如何去与犯罪行为作斗争呢?”当年，陈卫东提出了“捆手理论”(又称“拐棍理论”)。陈卫东认为，如果捆住侦查机关的左手，就应当放开它的右手，或者给其一根拐棍，才能使其拥有必要的手段去应对犯罪。 不久，《秘密侦查合法化之辩》一文被有关部门全文转发内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文章对推动技术侦查的立法起到了一定作用。”陈卫东表示，技术侦查在公安机关不是没有，而是“长期在隐蔽战线中使用”。 陈卫东回忆，在与公安部技侦局多次沟通后，2011年，他曾应邀与公安部技侦局领导和工作人员一同前往上海、武汉等地，进行技术侦查立法调研，“最终，形成的调研报告和建议提交给立法部门。” “新刑诉法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5条规定是比较科学的。然而很多人对这个条文不理解，质疑什么是技术侦查，涵盖哪些手段?为什么要用抽象模糊的语言?为什么要进行严格批准?”陈卫东表示，这些问题恰恰是他与公安部经过深入调研提出的观点。 陈卫东解释说，技术侦查措施不能过于公开，如果法律上给予明确，就等于让犯罪分子了解侦查机关的办案措施和手段，最终导致手段失灵。此外，技术在不断地发展，如果法律作了明确规定后，一旦有了新的技术，而法律又没有规定，侦查机关就不能采用，用了就等于违法，这就束缚了侦查机关的手脚。另外，一些技术手段是“技术的手段，还是手段的技术是不好界定的”，所以在立法上干脆就暂不明确。 “新刑诉法关于技术侦查的立法是比较到位的，它根据技术侦查的特点，反映了技术侦查的规律，既能有效地规制侦查机关，又没有限制他们发挥手段的空间。”陈卫东说，新刑诉法规定的是一种全新的特殊侦查，而技术侦查仅仅是其中一种。 陈卫东表示，诚然，技术侦查这些特殊侦查获得的证据对打击犯罪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应尽量用在破案上而不是定案上，因为可能涉及保密问题和人身安全问题，只有在没有其他证据定案的条件下，坚持“最后使用”的原则，才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