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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简单明快的审判制度之中，我们也还是可以发现法院内部的选择性解纷程序，包括非讼案件审理、家事裁判、诉讼和解、民事调解、家事调解、法院的调解中心、审判附带仲裁项目等等。在美国，审判程序与选择性解纷程序之间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开始以1967年的桑德尔报告为标志，主要是在诉讼爆炸的背景下寻找代替审判的纠纷解决方式，而不仅仅是着力于改进利用审判制度的条件或者司法便民性（access to justice），促进人们更积极地利用诉讼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典型的实例是作为司法改革象征的旧金山邻里裁判中心（Neighborhood Justice Center）的设立。这时对代替性解纷方式的评价侧重于简易、快捷、廉价。 第二阶段的特征是把民间的各种解纷方式导入法院之中，编织进正式的审判程序，主要体现为1980年的法院主导调解的各种项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88年统一产品安全法（Uniform Product Safety Act of 1988，H.R. 1115），规定法院在审理产品责任案件时必须采取调解前置程序以及可以进行以律师为仲裁员的任意仲裁。这时对多元解纷的评价更注意向当事人增加不同的选项、重视当事人作为司法服务消费者对处理案件质量和效率的满意度、强调选择性解纷方式与司法的互补性。 第三阶段则是选择性解纷方式的适用范围从小案、轻案扩大到要案、重案，非正式规则与正式规则之间的互动成为审判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法官开始扮演类似管理者的角色，创造权利、规范以及政策的活动变得比较活跃。这时对解纷方式多元化的评价更侧重促进当事人之间的交涉，试图使审判制度内在的当事人对抗主义变得更彻底、更激进，强调在诉讼程序中进一步加强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和权利保障，充分发挥个人在落实法律规范方面的作用。有些法学家还设想把市民社会中的议论也纳入法庭推理过程，也就是说使审判空间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可以说，在当事人主义不断升级的过程中，所谓“后现代的审判方式”也就悄然诞生了。 法院内部的选择性解纷程序不断发达，就会促进依法讨价还价的活动，加强当事人之间的平面互动，甚至导致诉讼过程的政治化，最终形成交涉型审判。这种交涉指向审判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法律沟通的过程比判决的结果更受重视；法官侧重问题的解决，既遵守法律规则，也修复社会关系；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从纵向转变为横向；在理性与感情交错的主观间性中审理案件；承认事后交涉的必要性，使判决的既判力适当相对化。审判机关为了适应当事人对解决纠纷的合意性和多样性的要求，势必使法庭具有更加开放的特征，加强对事实的认知，办案根据的范围也大幅度扩展，除了程序法和实体法的规定之外，还要参照社会的关系规范。另外，在非常专业化的领域中灵活运用选择性解纷方式，也有利于克服法官在知识结构上的不足，化解司法程序中存在的科学鉴定悖论。 多元综合解纷的日本经验及其学术加工 日本的法律文化传统与中国非常接近，强调“和为贵”的社会原则和人与人之间互让的精神，具有“嫌讼”“去讼”的价值取向，在解决纠纷时往往采取调解等非正式的方法。在二战后的法制改革之际，这样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受到著名民法学家和法社会学家川岛武宜的批判。他还断定：“在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变革的产物，与之相应的现代法律意识也不断形成和发展。……人们将更加强烈地意识到权利并提出权利诉求。因此，作为其手段，将更加频繁地利用诉讼=审判制度。不限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人们也越来越从法律关系——按照法律的规范进行判断的明确而固定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川岛武宜：《日本人的法律意识》，东京：岩波书店，1967年，199、202-203页）。 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越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也就越强，因而诉讼案件也会不断增加。推而论之，如果人们还是倾向于回避审判制度、利用调解等非正式的解纷方式，那么权利的认定和保障就会受到妨碍，现代化的目标也就无法实现。显然，他是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图式中把握调解等非正式解纷方式与审判制度之间关系的。 自1970年后期起，美国学者约翰·黑利、日本比较法学研究者大木雅夫和法理学研究者田中成明等开始质疑川岛武宜关于权利意识和审判制度利用之间成正比例发展的学说（大木雅夫：《日本人的法观念——与西洋法观念的比较》，1983年，243页；田中成明：“日本法文化的现状与课题——关于权利主张和审判利用”，载1986年《思想》第744号，1-32页）。民事诉讼法学者虽然仍然坚持审判解纷的优越性（因为存在明确的法律准则、程序公正的保障、判断的终局性以及国家强制力支持），但一些重要人物已经借助市场交易和新型当事人主义的理念为解纷方式多元化打开通道（参见广中俊雄：“市民权利的保障与民事审判——民事纠纷处理中审判的功能”，载《法与审判》，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47页；佐佐木吉男：《增补·民事调解的研究》，京都：法律文化社，1974年。东京大学法学院新堂幸司教授、神户大学法学院井上治典教授则是当事人权利新论的提倡者。其后中央大学法学院的小岛武司教授还提出了以审判为核心，包括多元解纷渠道的“正义的综合系统”设想）。以京都大学法学院的纠纷解决研究中心和棚濑孝雄教授为代表，很多法社会学者都受到美国替代性或选择性解纷方式研究运动的影响，重新认识调解等传统的纠纷处理机制，并且借助经验科学和政策科学的方法对相关实践进行学术加工，通过制度设计方案的国际比较进一步丰富非正式解纷的内涵和外延（例如和田仁孝：“现代城市社会的纠纷处理与法”，连载于《法学论丛》第111卷2号、6号、第112卷3号（1981—1982年）；“审判外交涉过程的结构和管控——当事人的行动和规范的作用”，连载于1985年《民商法杂志》第92卷4号、5号；和田安弘：“多元纠纷处理的尝试”，连载于1981年《东京都立大法学会杂志》第24卷2号、第25卷1号。整体的概观，见六本佳平：“日本法社会学界关于纠纷处理的研究的发展”，载1997年《法社会学》第49号）。在二十世纪末，日本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从为公民增加更多选项的角度健全多元解纷机制。这些理论和实践对于我们考虑法治中国的社会治理以及纠纷解决制度的改进均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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