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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子户”事件的呐喊 广西 李钢 网络、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重庆市“钉子户”事件的处理尘埃落定，披着自愿和解的飘忽外衣落下帷幕，凝聚了媒体的莫大关注，积攒了政府的多少“苦心”，千方百计之下总算使在《物权法》光环下得以艰辛挣扎的“钉子户”事件暂时平息，但“钉子户”事件折射出的法律、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却又何其多哉，对该事件的探讨依然在继续。就如救国救民时期对国民的爱国呐喊一般，“钉子户”事件释出了对法制的呐喊。 一、 公共利益如何正确界定。 反思嘉禾事件、钉子户事件，政府在对土地征收、征用的过程中，“公共利益”都成了侵犯公民基本权利、野蛮拆迁、强行侵吞的“挡箭牌”，为“公共利益”牺牲小我的利益是政府的不得已，这是某些官员所谓的冠冕堂皇的籍口。 我国宪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在第十三条第三款又一次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就强调了充分保障公共利益的依法性，正式确立了公共利益应当依法界定的基本原则，并进一步确认了兼顾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宪法精神，不得因公共利益而无端使个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失，而必须通过经济补偿、换物易地等方式平衡两种利益。那么公共利益究竟如何具体界定呢？依上条宪法条款规定可知立法机关才是有权界定机关，而非行政机关，因此某区政府所谓的城市规划这一“公共利益”使政府迫不得已就有待商榷，规划的科学性、征地的必要性以及征收的面积都很神秘，一切都是某些官员和开发商在操作。在我国当前的行政管理实践中，行政机关经常在没有或缺乏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直接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作出行政决定，实行土地征收、征用，或者对公民财产实行征收、征用，这种做法严重违背宪法精神和法治原则，除非有立法机关的明确授权。行政机关作为法律实施主体，只能依据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来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权利，通过实施法律的方式来实现法定的公共利益目标。就此而言，行政机关如果在缺乏法律授权时自作主张，擅自以公共利益的名义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权利，显然超越权限，毫无法律依据。 因此，行政机关在作出有关土地征用、征收或者公民财产征用、征收的行政决定时，只能严格依据法律；如果行政机关仅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却不能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来证明其所实施的限制或者剥夺公民财产权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那么这种行为就只能被认定为因违法而无效。 二、对公民基本宪法权利的定位偏差。 公民的生存权、居住权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基本权利，国家尽最大努力对之给予保护，绝对禁止任何机关、组织、个人予以侵犯，即使在个人基本权利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也只能依据法律规定，按照法定程序，坚持利益平衡的原则，高起点地保护公民的个人利益，需要个人利益作出让渡的，就必须依法对之给予合理公正的补偿，找到两种利益间的平衡点。而“钉子户”事件中房地产开发商在未与住户达成一致的拆迁协议前，就擅自动工挖地基，直至杨武一家容身之处成为一座“孤岛”，风雨飘摇中承受着开发商断水断电手段的煎熬，谁赋予了开发商强行拆迁的权力？又是谁赋予了开发商肆意断水断电的权力？重庆市政府尚不具有未经协商而暴力拆迁的法律权力，何况开发商并不代表政府，也未有法律的授权，一个无权的经济主体打着法律的公共利益大旗，使一个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上下而求索”，凄然屹立在开发商以合法外衣设下的重重困境，何其荒谬，何其凄怆。地位崇高的人民宪法致力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正在遭受经济利润航母的炮轰，没有了其应有的地位和应得的保护，于正致力法治建设的我华夏社会是何其的讽刺！ 三、法院的角色偏差 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构，担负着息争止讼、保护合法权益的职责，其处于中立的判断裁决地位，在法治社会的中国，其在权衡各方利益时应当首要考虑和保护的是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和弱者的合法权益，尤其在房屋拆迁这样的社会敏感问题上不能轻易介入，更不能在没有出台相关法律文件对强制拆迁做出明确规定前而判定限期拆迁，甚至是强制拆迁。德国的“风可进，雨可进，皇帝不可进”的判例，英国的300万美元天价房屋拆迁赔偿款判例，还有西方国家开发商不诉诸法院而承担改变规划设计后果的先例都应该让我们的某些法院感觉汗颜。法院是独立的审判系统，不是政府的经济建设助手，不能受政府凭借发展经济、亮化城市等借口的左右；其还应该是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神，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卫士，一方面在当事人正在致力协商之际不应过早介入，另一方面在商业利益与公民权益发生冲突需要法院裁定时，要正确定位自己的角色，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理由，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说老百姓的权益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都应该是我们法院的失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