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绍明律师的博客 尽管媒体报道中杨佳是证据确凿的“犯罪嫌疑人”，在网络世界里，杨佳并非十恶不赦，反倒是很多人眼里的“侠士”和“刀客”。一个“犯罪嫌疑人”在短短几天之内，互联网上竟冒出“杨佳博客”、“杨佳圈”、“杨佳吧”，为其鸣冤叫屈的声音不绝于耳。为什么主流媒体与网络世界中的杨佳有如此大的反差，这个问题不得不令我们深思。 一 、 从“杀人犯”到“杨一刀” 2001年张君系列抢劫杀人案发生时，没有人同情张君，因为他杀人是为了敛财，是在行谋财害命的勾当；2006年邱兴华案发生时，人人对其咬牙切齿，因为他在滥杀无辜，他杀害的10人中，6名是庙主持及管理香火事务人员，4名是香客。这些人或为一己私利，或性情暴戾，内心世界充满着无知与贪婪，说他们是“杀人犯”一点不为过。 一个80年代的年轻人杨佳，只身闯公安局，手刃十人，致死六人，从行为上看似乎过之，但人们少有把杨佳描述成“杀人犯”者。杨佳是人，死的警察也是人，生命都是无价的。一命抵六命尚有不平，为何为死者叫屈的声音弱小，为凶手喊冤的呼声很高，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音调呢？ 在人们心目中，“刀客”和“侠客”是行侠仗义的，武功高强，一身正气，专爱替别人打抱不平。这些杨佳都不具备。论骁勇凶悍他不如张君，论冷漠残暴他不如邱兴华，他也不是为别人打不平，而是为自己求公道。按理说，这样一个人，很难与侠客扯上边，可网上就有人称其为“杨一刀”，似乎他干的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这种似乎颠倒黑白的逻辑，背后到底隐藏些什么？ 二、崇尚“私力救济”是社会的病态 “侠士”是古代社会的产物，他们藐视王法，凭一己之力反抗社会，这种寻求正义的方式始终不是主流，也不是常态。“侠士”之所以为很多人所推崇，在于他们行别人不敢行之事，他们的所作所为能够发泄出对人们对社会的种种不平与不满。这种“私力救济”方式就算十分公正也为法制社会所不容。因为除了法律的审判之外，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这是文明社会一个最基本的命题。 杨佳案之所以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给我们带来些什么信号？是折射出人们对法律正义的怀疑，还是对行政机关执法严明的微言？ 社会矛盾天天发生，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普遍规则，作为人们行为的规范，一旦颁布实施就应得到普遍遵守，没有人能超越法律之上，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公民知法守法，在遇到矛盾纠纷时以法定的程序依法解决，这才是和谐社会该有的常态。在法治的社会，要有法律意识高于一切的公务员队伍，有法制理念的公民，有监督法律正确实施的舆论导向，有代表公民与权利抗争的律师，有公正裁判的法律守卫者法官。在矛盾发生时，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守护法律的正义。 人人守护法律是文明社会的常态，也是社会秩序得以维护的保障。在法律受到藐视，私力救济备受推崇时，一定是社会机器的哪个部件有了毛病。因为司法和行政机关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所以最容易让人对法律产生怀疑的，一是行政机关的执法犯法，二是司法机关的裁判不公。 发生在某个人身上的不公对社会而言也许是万分之一，对单个个体确是百分之百。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不公会让人们失去对法律的信仰，对寻求法律解决纠纷的热情大大降低，思维容易出现“返祖现象”，他们一旦产生法律不能对抗权利，个人不公难以申诉，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理念时，以“私力救济”方式反抗社会的动机自然产生。 私力救济受到推崇是一个可怕的信号。 美国是一个可自由持枪的社会，如果中国容许自由持枪，有那么多人崇尚“杨佳”，哪怕有万分之一的人效仿，将会是多么可怕的后果。 三、谣言止于公开透明 杨佳案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不同声音，在于人们对案情存在太多的疑问，警察到底是否殴打了他，是否打成残疾，杨佳是否申诉无门，为何没杀保安？为何放过女警察？尽管有关部门再三有新闻发布，但仍难消除人们的疑惑，况且杨佳一无犯罪前科，二无暴力倾向，犯罪的动因难以作出合理解释，人们的同情大于愤怒的不正常心态就自然产生。 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我说：谣言止于公开透明。想一想，汶川地震如果封锁消息会是什么结果，会有全国人万众一心的局面吗？不要忽视群众的判断力。在我看来，杨佳案真相大白的最好方法是让杨佳对着媒体开口讲话，让杨佳的家人对着镜头辩白伸冤。如果让他们把该讲的话都讲完，公安机关再拿出自己依法行政的证据，什么事情不都清楚了吗？遮遮掩掩会让人雾里看花，自然风声四起。 让人们知道事实真相，人们自然能分辨是非，美国有陪审团制度，任何公民都可能以陪审员的身份，在法庭上以自己的目光审视事实，以自己的判断作出裁决，在他作出判断的那一瞬间，他对法律的尊敬油然产生。 这么多人对杨佳抱以同情，我认为其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出于对事实真相的怀疑或者不明。公开透明是公平公正的保证，如果能以此为契机，让杨佳走上镜头说话，而不是通过新闻发言人说话，在杨佳没有受到殴打的真相明了之后，会有这么多人同情杨佳吗？不会，一个智力健全的人都有是非判断能力。 四、记者和律师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剂 很多官员不喜欢记者和律师，因为这些人喜欢找歪。 其实，社会的和谐离不开这两类人。 记者告诉人们事实真相，让人们理智地去判断，不至于被谣言和谎言所迷惑；律师让社会矛盾得合理的解决渠道，不公得到合理的宣泄，不至于走向失去理智的极端。他们是良药，苦口而有利于根治社会的痼疾，宏观上看，他们都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剂。 设想一下，如果杨佳真的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去找律师，以法律手段维权，或许道路艰难，起码事实真相明了，一个有正义感的律师会锲而不舍地引导他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加上现在媒体这么发达，最终会寻求到法律的公断，他或许不会走向极端。 再设想一下，如果杨佳真的受到不公正待遇，他寻求媒体帮助，有媒体介入调查报道，以现有媒体的力量，问题也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 可惜的是，在事件发生后，杨佳既不相信媒体的力量，也不相信法律的威严，他所看到的是社会的不公或者对强权的无奈，最终选择私力救济反抗社会的方式，有人称之为弱者的强音，在我看来是社会法治理念的失败。 至今少有律师介入后依然发生的恶性事件，也少有媒体报道后依然发生的恶性事件。为什么？人的情感需要宣泄，人的不平也需要得到宣泄。舆论作为民意的宣泄口，律师做人个人对抗强权的宣泄口，充当着润滑社会矛盾的作用。 杨佳案给我们留下一头雾水。也给政府部门敲响了警钟：对某个人的不公，任何事件的不公开透明，认为律师记者之流挑刺是损害政府威信，如此习惯性的看法，会把社会矛盾推向极端，最终伤害的政府的公信力。 但愿杨佳案能让一些人改变观点，不再戴有色眼睛看记者和律师。 张绍明律师 2008年7月8日于武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