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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赵冬苓日前在微博上透露，今年两会期间她提出的税收立法权回归人大的议案，已接到全国人大预算工委函复。函复称财税立法方面的现状已成为我国法律体系的短板。但对议案最关键的两点，即终止税收立法权授予国务院和此后税收由人大立法，函复中并未明确提及。那么，我国税收立法权是否应该尽快收归人大呢? 其实，税收法定如今已成为财政法治中无须多言的基本原则，税收立法权收归全国人大也是民主法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也不能因此全盘否定最初税收立法赋权的历史合理性，对税收立法收归人大工作的综合性、长远性和复杂性，我们亦应当做好全面和充分准备。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航，税制建设的需要较为迫切，但税收立法的条件尚不成熟，恢复日常工作不久的全国人大也无足够的力量及时地建立完善税制法律制度，因此，对国务院进行相应的税收立法授权，让国务院先行实践探索，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次优选择，并不背离税收法定原则的本质要求，对我国在改革开放建设初期直至如今的税法体系完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不容否认的推动作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不能用后来出台的《立法法》关于授权立法的相关规定全盘抹煞税收授权立法的积极意义和伟大成绩，对税收行政法规中所体现的现代法治因子和有益元素也应当予以平和的审视和坦然的肯定。 但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有授权便有收回。税收立法权收归全国人大，是历史的大势所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公民民主法治理念的不断强化，税收立法无节制授权的问题日益突出，政府既当税收裁判者，又当税收运动员的角色亟待扭转。税收立法从草莽到绅士的华丽转身，应当逐渐摒除掉授权立法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肆意、封闭、缺欠正当性等种种弊病，逐步走上与我国税收民主法治建设历程相合拍的人大立法的康庄大道。 当然，将税收立法权收归人大注定是一件涉及方方面面的整体性工作，需要分情况分步骤谨慎进行。对于现行有效的税收行政法规，应承认其约束力，但可在全国人大监督指导下，对现有税种进行相应修改；税收立法权收归人大后，只向后禁止新的授权立法行为，对原有税收行政法规和规章逐步逐件清理，或根据具体情况上升为法律；在严格遵守《立法法》规定的前提下，依然可以保有一定数量、有限度、有针对性、符合税收法治要求的授权立法。 河北省沧县人民检察院 王金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