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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如何理解受教育权条款呢？大体上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是负有宪法义务的，故而必须通过保障性制度安排来确保每个适龄儿童、少年有机会接受到义务教育。第二，社会则要创造条件、提供便利，并不得阻碍适龄儿童和少年的受教育权之实现。第三，父母或监护人，有义务确保适龄儿童能够接受到义务教育。然而，受教育权的义务主体主要指向国家，作为父母或监护人，基于亲权和监护人的双重机理，可推定为，他们有一定的自主权来决定，以何种方式来实现适龄儿童、少年的受教育权。比如，作为国家认可的义务教育之替代性教育机制，也可以投射到《宪法》和《义务教育法》的有效射程之内。由此推之，父母或者监护人，可以选择让孩子进入到民办学校或其他的学校，如果此种选择落后，则国家负有“兜底性”保障之义务。 二、《义务教育法》与《民办教育促进法》法律适用的关系 《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为设立营利性民办学校扫清了障碍。毫无疑问，《教育法》是全部国家教育体系的基本法，不管是公办教育还是民办教育，原则上都应该被纳入到该法的规制之中。然而，《高等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则都是教育的一般法，他们所调整的对象、所针对的领域，不完全相同，具有一定的交叉性和区分度。在不同的规制对象之下，各自适用。然而，不同规制对象所针对的行为具有一定的交叉性。与此同时，他们各自在自己所规制的领域又具有一般法的特点，当涉足到另外一部法的交叉地带时，又具有特别法的味道。比如，从高等教育的角度，《高等教育法》是一般法，《民办教育促进法》中的涉及高等教育办学的安排成了特别法，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后者的规定可以优先适用；反之，从民办教育的角度，《民办教育促进法》又成了一般法，《高等教育法》又成了特别法，后者中涉及到民办教育的条款（当然所谓涉及不一定是指向具体，而是具有涵盖性的条款）似乎应该优先适用。这必然产生一个法律适用上的悖论。实践中，《义务教育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之间也有类似的冲突，同时，地方上也的确出现过在适用两法不同立场的争论和实例。该怎么解决这样的矛盾呢？ 我们以2015年的《义务教育法》第2条和原《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1条为例来予以说明。《义务教育法》第2条规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该条一般被解释为实施义务教育是免费的，即不得营利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1条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取得合理回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后者，取得合理回报的具体制度由国务院出台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做了规定。那么，问题来了。前者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得收费，后者规定民办教育可以取得“合理回报”。 这不是矛盾吗？的确，存在一定的矛盾。但也有一定的解释空间：“不收学费、杂费”其中的“杂费”到底包括哪些费用？这是有一定的解释边界的。实践中的贵族民办学校，往往与学生家长采取类似于合同关系的方式解决了该问题。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旦适龄儿童的父母或者监护人，选择到民办学校去完成义务教育，他们在享受基本的教育条件和设施方面，由于该校取得了国家的办学支持，这方面是不需要付费的；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又享受到了超越基础义务教育条件的各种“特殊服务”，这部分的优质服务是民办学校的投资人所提供的，则要为此部分负担一定的费用。故而，所谓的“杂费”要做较为狭义的解释。在适龄儿童进入到类似于贵族民办学校之时，该校就应该通过清楚的合同条款列明该校所提供的优质服务，以及享受这些优质服务的费用。当然，这种解释也一样面临着义务教育法的护法者们的质疑。于是，民办学校在实施义务教育时，就在这样的夹缝中，居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甚至作为满足差异化教育服务的一种重要补充，大有冲击到公办教育的大厦之趋势。 三、《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法律属性及其实施功能 《民办教育促进法》当然是产业促进法。这里必然涉及到一个问题，到底教育是否可以产业化的问题。从公办教育的发展态势看，教育产业化本身是值得指摘的。然而，从鼓励社会办学的角度看，各类促进教育产业化的政策和制度，则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像《民办教育促进法》这种民办教育发展的基本法，当初出台是也只能打“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擦边球，用“合理回报”这种模糊的非规范词汇，为民办教育“既要办公益，又要有的赚”才能大发展，留了一定的余地。“合理回报”当然没有允许营利来的痛快，但是，它却属于民办教育的动感地带，问题由此、发展也由此。既然是产业促进法，自然需要从准入到准出，以及运营过程中，提供各种支持性、鼓励性和激励性的政策工具，否则，产业促进法可能变成了产业遏制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