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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办理的第一个案件，是杨某某死刑复核案。2011年，我代理二审，广东高院，从庭审结束到知道结果，整整等了一年时间。过了半年，问广东高院结果，答复是委托东莞中院送达。我问东莞中院结果，说没有这个案子，过了半年仍然不知道结果，我急了，问高院法官，法官才很不情愿告诉我一个电话号码，再问，发回重审。 我代理发回重审的一审，后来仍然判处死刑。杨某某上诉后，二审维持原判。2013年3月，我代理死刑复核。如前所述，不知结果。记得11月份，我在外地出差，家属突然给我打电话，说看守所传来休息，听说已经执行了。我无言以对，说，我核实下。我打电话给同学，让同学问结果。记得同学说“我们的工作不到位啊”。过一会，打电话过了，说核实了，是执行死刑。我马上告诉家属，真是执行了。过了一会儿，家属来电话，说是接到看守所通知，让家属领骨灰。此案，看守所在执行前，没有通知家属见最后一面，也没有给家属遗物。我很无语，很感慨。如果我没有这层关系，真不知如何对家属交待。而且，至今也没有收到相关法律文书。 第二个是2014年6月代理的，赵某某放火案。赵某某涉嫌放火，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一审被判处死刑，二审维持原判。我代理后，通过艰苦卓绝的谈判，先后在保定中院、河北省高院、最高院主持下，最终双方达成赔偿协议，被害人谅解被告人。由于达成调解，内心对不复核死刑，有期待的。最高院也是委托河北省高院送达。我到河北高院，拿到裁定书，看到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不复核，发回重审，心里才踏实。最终此案改判死缓。但是，该裁定书上，也没有我的名字。 第三个是2015年8月代理的，王某某制造毒品案。王某某制造毒品200千克，另有毒品废料800千克。2016年3月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这种案件，数量巨大，难度也很大。我会见几次被告人，被告人对我印象很好，均说感谢我的工作，不论什么结果，都会感谢我。即便如此，我依然战战兢兢，自感压力山大。 我是隔半个月，给内勤打电话，每次都是告知，等结果。这样，从11月一直等到今年的3月份。春节期间，我对家属说，时间这么长，可能会有好结果，家属也很高兴，我的内心也充满期许。两会结束后，我记得是星期一，我照例打电话，内勤说，此案委托惠州中院送达。我马上感觉到，此案有结果。我赶紧给家属打电话，说你们要保持电话畅通，可能有关人员会通知你们。刚挂电话，不到一分钟，家属打电话过来，说接到电话，要求家属务必在星期四，九点半之前到看守所，见被告人一面。我要了该号码，打电话问，说是惠州中院，因不知道律师电话，故给家属打电话。我马上给家属打电话，说结果可能不好。家属在四川，紧赶慢赶，坐车到重庆，从重庆飞到惠州（万幸的是，重庆到惠州，有航班），见了最后一面。十一点，领了骨灰。 后来，家属说，最后一次见面时，被告人说，张律师，很敬业，很好，虽然我被执行死刑，我依然感谢他。我很感慨。试想，律师第一时间不知道结果，如果被告人对你评价不好，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和家属，是什么心情？ 从这个角度，如果盯得不紧，对于委托送达，律师可能第一时间不知道结果，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后来，收到了裁定书，发现上面，依然没有律师的名字，也没有律师的观点。最令人费解的是，上面的日期是2015年12月15日。也就是说，我是三个月后，才收到裁定书的。为什么走了这么长时间，我也很费解。 因此，我强烈呼吁在座的领导，将来的死刑复核文书上，一定要署律师的名字，载明律师的辩护观点，最好第一时间，告诉律师复核结果。 第四，辩点多，但依然很难采纳，也不能说律师水平不高。 死刑复核案件，看样子辩点很多，但采纳的，很少。 例如对于有命案的案件，通过赔偿，谅解，可能会获得不复核，发回重审的机关，因此，根据刑事政策，有不复核的希望。 但是对于毒品类犯罪，虽然从毒品含量鉴定、未遂、从犯、特勤引诱、刑事政策等角度，但依然复核。虽然辩点很多，但很难采纳。 以前，死刑复核刚收回时，据统计，不复核率是15-25%。现在的不复核率，据透露，仅有3-5%。我的看法如下： 一是判处死刑的案子，的确少了，而且，质量大幅度提高。如果判决有问题，不复核的概率会增大。这是死刑复核收回的积极作用。 二是，根据目前的司法实践，有律师参与的死刑复核案件，是不多的，但参与的律师，水平普遍很高，毕竟是身家性命、最后的机会，押在律师方面。虽然不复核率低，并不能得出律师水平不高的结论。 谢谢大家！
张志勇，刑法学博士，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刑事部副主任，大成刑事业务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