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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冀祥德就设计了一套中国自己的刑辩律师准入制度，给出的方案是，强制性地规定执业若干年后才能从事刑事辩护，从事刑事辩护若干年后才能办理死刑案件。他设想，这样一来，长期的经验积累将有助于提高刑事辩护的水准。 然而，在现实中，很多人担忧，由于本身就很低的辩护率，如果再提高门槛，能够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就更少了。 或许因为看到了这个事实，当张青松举起“只做刑辩”的大旗后，冀祥德就加盟成为尚权所的兼职律师。这是现实中能够推进刑事辩护专业化的路径，很显然，冀祥德看到了这一点。 在开办尚权所深圳分所之前，林昌炽和张青松之间没有任何交往。 彼时林昌炽已经是深圳市的知名律师，因1994年为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案辩护而一举成名。他长期领导着综合实力在深圳排名前20位的宝城律师事务所，本人还担任着深圳律协副会长的职务。 然而，事业处于顶峰之时，也是林昌炽深感迷茫之时，甚至已经萌生了退意。 2010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林昌炽和另一位深圳本地知名刑辩律师蔡华到北京开会，“会上听李肖霖律师说起张青松和尚权所，感到很有意思。蔡华特地跟李肖霖要了张青松的联系方式。” 不过这一次并没有见面。此后不久，张青松到深圳开庭，蔡华得到消息，将张青松请到春秋茶社，开门见山说要办深圳分所。 张青松回忆说：“当时我不敢相信，过去这么说的人已经很多了。” 林昌炽不是这么想的，他已经坚定了方向：“我们都有过为稻粱谋的经历，也实现了很多抱负。到了今天这个年龄，如果说人生还有什么理想的话，我觉得就是办一个专业的刑辩所。” 酒喝了一杯又一杯之后，张青松说，他渐渐意识到这两个人是认真的。于是，说了自己的两个条件：一是除了刑事辩护不能办理其他业务；二是不能给总所惹麻烦。 林、蔡二人一口答应。 此后，林昌炽不再续任宝城所主任，蔡华也扔下了自己创办的伟华所，再加上在深圳执业有十年之久的女律师杨帆，在三位合伙人的努力下，2011年10月，深圳分所正式开业。 为刑辩专业化搭建平台 在创办尚权所当年，张青松就筹办了尚权刑辩论坛，并定在每年10月的第三个周末举办一次。他设想，这个论坛为全国的刑辩律师提供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促成刑辩律师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到目前，这个论坛已经举办了九次。 张青松说，每一届论坛，都能看到中国刑辩律师最真实的生存状况。与北京的律师相比，地处偏远的刑辩律师想参加一场高规格的论坛或者培训，仍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更不要说提高专业化水平了。 有感于青年律师和西部律师的困境，尚权所筹办了尚权青年法学家论坛和尚权公益培训，前者大力资助青年学者，每年举行两届尚权青年法学家论坛，并和实务部门建立沟通机制，共同推动青年学者的进步；后者每年举行数场大型免费公益培训，特别是针对中西部等法律服务薄弱地区，对当地的刑辩律师提供细致的基础培训。 在尚权所“没有垮掉”并走过了9年半之后，张青松已经能够更有耐心地看待刑事辩护专业化，他有了更大的韧劲：利用一切机会参与到立法或是司法活动中去。无论是当初收回死刑复核过程中尚权所作的《死刑复核报告》，还是刑事诉讼法修改期间提交立法建议，尚权所将专业化延伸到了可以触及的方方面面。 越来越多的律师参与到张青松所推动的刑事辩护专业化运动中来。山西一位姓马的律师到北京找到张青松，说希望在山西开办分所。更有意思的是，2011年春节期间，上海的一位律师得知张青松在山东老家过年，专门跑到张青松家里去谈办分所的事情。 专业化最核心的还是业务技能的提高，随着专业所的运作趋于成熟，这一方面优势日益显现。2010年，尚权所出版了《刑事辩护实务操作指南》，由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这本书也随之在修订。 “我们希望为刑辩律师提供尚权的刑辩标准。”张青松在意的不是律师专业化的程度，而是刑事辩护专业化水平本身。他相信，做到这一点，扛起“只做刑事辩护”大旗时的梦想也就实现了。 转眼间已经到了建所的第十个年头，如今的尚权所已经拥有了6名合伙人、20名执业律师，不仅依靠团队协作办案的业务模式日趋成熟，律师事务所的内部管理制度也逐步建立并完善。 “尚权不是我张青松的尚权，而是一个团队。”如今已不再担任律所主任的张青松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精研业务、培养后辈上。今年5月，尚权所在江西龙虎山举办了青年律师特训营，全国14个省市的青年刑辩律师接受了为期一周的高强度、高质量培训。 “现在全国范围内专业做刑事辩护的律师事务所已经将近20家了。”言及此，张青松的神情略带欣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有点像个引路者，这条路终究会越走越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