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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公众仰望着圣人,圣人则满怀悲悯地俯视着芸芸众生。面对圣人,众人几乎要自惭形秽；在某些著述中,在圣人光芒的映照下,众人甚至被矮化成为了“庸众”。 □ 喻中 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一种被称为圣人的角色与形象。东方的孔子、孟子,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是享有崇高声誉的大圣人,都已进入流芳千古的圣人群像。历代圣人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就构成了某种在道义上高踞于普通公众之上的特殊群体。普通公众仰望着圣人,圣人则满怀悲悯地俯视着芸芸众生。面对圣人,众人几乎要自惭形秽；在某些著述中,在圣人光芒的映照下,众人甚至被矮化成为了“庸众”。 于是,一个问题由此而产生:圣人凭什么高踞于众人之上?圣人凭什么可以对众人指指点点?以苏格拉底为例,“苏格拉底之死”作为一个悲剧性事件,其实就是圣人与众人相互冲突的结果。在苏格拉底看来,雅典公众喜欢“积聚钱财,而不在意、不想到智慧、真理和性灵的最高修养”,于是,苏格拉底责问他们:“你们不觉得惭愧吗?”——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雅典公众喜欢钱财和世俗的享乐,但这样的生活方式在苏格拉底那里是没有正当性的,是不能接受的。苏格拉底认为,正当的生活应当追求“智慧、真理和性灵的最高修养”,但这样的追求同样不能得到雅典公众的赞同。苏格拉底总想让公众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公众不堪其烦扰,最后干脆把苏格拉底处死算了。 在主流观念中,“苏格拉底之死”主要被解读为“圣人殉难”或“圣人殉道”,当然也可以衍生出“不正当的判决是否应当接受”之类的法学理论命题；总而言之,都是站在圣人的立场上来解读或评论的。但是,关于这个事件,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提问:圣人的价值观为什么一定就优于众人的价值观?如果站在雅典公众的立场上,我们就会发现,雅典公众并没有非议、贬斥、干涉苏格拉底自己对德性的追求,苏格拉底为什么要去非议、贬斥、干涉雅典公众对钱财的追求?雅典公众可能提出:你苏格拉底喜欢德性,你去追求你的德性好了,我们大家喜欢钱财,妨碍你苏格拉底什么了?我们众人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不能由我们自己决定? 如果承认民主,承认多数人说了算,承认多数人的选择更具正当性,那么,我们就会推出一个奇怪的结论:在公共生活中,雅典公众对钱财的追求较之于苏格拉底对德性的追求更具正当性,因为,追求钱财代表了多数人的选择,追求德性却只能代表少数人甚至是个别人的选择。因此,如果我们信奉民主的观念与原则,如果我们把民主作为一个高于一切的基础性准则,那么,追求钱财和追求德性作为两种不同的价值目标,事实上就被置于同一水平线上了:你既可以追求钱财,也可以追求德性,两者指向不同,但并无高低之分。在这样的语境下,圣人将不复存在,因为圣人赖以凸显自己的德性,在价值上已经被降到了钱财的水平；圣人不再是高踞于众人之上的人,他们只能成为众人之外的偏居一隅的少数人；他们不但不能在人类群体中居于主导地位,不但不能获得感召力,反而可能被公众视为怪异之人。 因此,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圣人的角色与形象主要是“前民主时代”的产物。在严格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中,是不需要圣人的,圣人与民主政治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如果绝对地推崇民主,圣人还将失去存身之地——苏格拉底就是这样被处死的。反之,如果承认圣人的正当性及其价值,那么,就必须对民主进行限制。圣人的生存空间,就是将民主进行挤压之后留出来的空间。 圣人的今生 那么,在民主原则如日中天的现代社会,能否对民主进行挤压,从而为圣人保留一定的生存空间呢?当然是可能的。在西方各国,挤压民主的制度安排,就是精英化的司法制度,尤其是其中的司法审查制度。按照司法审查的原理,议会制定的法律,本质上是对众人意志的表达,然而,对于体现众人意志的法律,司法审查者却可以宣告它违反宪法,从而把它废弃。这样的制度安排,其实就是对民众价值观的挤压,这就为精英价值观的生存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在司法审查的场域中,那些代表精英价值观的少数人、甚至是个别人,正是传统的圣人角色在民主时代的延伸；或者说,这样的司法审查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取代了传统圣人的角色与功能。可见,即使是在民主受到推崇的现代社会,依然为精英(圣人)价值观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在制度上,这样的格局就是所谓的均衡政体。 从功能论的角度来看,均衡政体注重对精英价值观或圣人价值观的维护,注重对民主或众人价值观的限制,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精英或圣人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是人类的文明秩序得以建立和维系的一种技术装置。 试想,在一个文明共同体中,倘若没有任何精英价值观或圣人价值观,这就意味着,所有的价值观都是等值的:游乐与劳作在价值上是相等的,追求私利与奉献社会在价值上是相等的,甚至吸毒与插秧在价值上也是相等的。推而广之,任何人的任何追求都具有相同的正当性,谁也不能指责别人。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样的社会将会褪化成为一盘散沙,将无法组织起来。因为,在这种被碾得绝对平坦的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号召他人、组织他人的精神力量,每个人都会各行其是。这样的社会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走向解体。 正是为了预防这种黜淡的结局,人类社会必须推出自己的组织者,以之充当共同体内部的公共权威。在人类文明的初期,这种公共权威主要就是由圣人充当的。早期的圣人,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既是精神领袖,也是政治权威。但是,到了秦汉之后,精神领袖与政治权威就分开了,孔子、孟子等儒家圣人充当了全社会的精神领袖,但他们不再是政治权威,实际的政治权威是由历代君主来充当的,不过,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圣人依然有助于文明秩序的整合与建构,因为圣人们以精神领袖的角色,促成了精神世界的有序化。 然而,到了现当代,由于“孔家店”被打倒,在实际的政治权威之外,已经没有独立的精神领袖了,已经没有在精神上足以牵引众人的圣人了。虽然有政治权威来调整外在的社会秩序,但在精神世界中,却出现了精神权威缺失的困境。这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是现代性需要面对的问题。为了应对这个问题,如前所述,在西方文明中,设置了精英化的司法审查者,以之作为圣人的替代。相比之下,我们这里的努力方向,一方面是在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另一方面还在塑造各个领域的道德模范。至于圣人,则不复存在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