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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法治价值、原则、制度落实，加快法治自治性建设的同时，还要自始至终注意避免“去政治化”的言行倾向，确保法治发展与政治理想和目标保持高度一致，不脱离人民、不脱离社会、不背离治国理政“大政方针”。 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主要依靠法律治理国家与社会，是政治开明、进步、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能够更有效率、更为有序、更为可靠的实现政治目标和政治理想。推进国家与社会的法律治理，就需要改变政法不分、政法一体的传统执政模式，将政治手段与法治方式作适当的功能分立，尊重法律治理的价值取向、基本原则和职业方法。依靠法律的职业方法进行的国家与社会治理，使得全体公民都遵守公认的行为底线、共同规则，谁违反底线和规则，就得平等接受法律的规制。由此，通过一体遵循的法律共识，实现了不同种族、信仰、性别、贫富公民的社会“大联合”，较之于通过政治方法的社会组织，更有公约力、更具稳定性。在公民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都能通过司法的途径解决纷争，都能在法律的规制下获得公平、正义的结果，而不必煞费苦心寻求随机性、或然性的其他力量干预，从而达到有效规范社会秩序、调节社会关系的目的，实现政治效能最大化；同时，通过法治的方式进行国家与社会治理，还在于改变了公权力任性行使的无序状态，一切权力的获得都是法律赋予，一切权力的运行都要于法有据，一切滥用权力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追究，由此使执政行为走上制度化、规范化，政治目标和理想的实现也获得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在政治领导下完成立法之后，各级执政者的主要责任就是组织和动员全民奉法而行，权力拥有者要带头将言行约束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不能直接干预司法，不能凭个人好恶左右司法，尊重司法活动结果，创造一个全民守法的良好氛围。 当前在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央连续作出决定、出台制度，对干预司法的行为明示警戒与惩处；将基层法院的人、财、物提到省一级统管以摆脱地方主义干扰；落实法官职业保障和司法责任制，促使法官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等等，就是为实现法治创造一个制度化的政治环境，就是要保障法治在不受干扰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在这种改革的新形势下，司法工作讲政治，就是要将上述改革要求落到实处，坚持法律至上、人人平等，坚持依法独立公正司法，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保护公民权利，制约公权，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规范到程序上，推动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达致良法善治状态。 在推动法治价值、原则、制度落实，加快法治自治性建设的同时，还要自始至终注意避免“去政治化”的言行倾向，换言之，“讲法治”的同时还要“讲政治”。任何国家的法治都是实现国家治理这一政治功能的重要方式。政治与法治的关系样式不同，决定了治国理政模式的不同。实行“三权分立”的近、现代西方国家，在宪政国家体制建立之初，就对政治与法治的关系作出了制度性界分，法治担负的政治功能隐退到法治背后，这使得法治看起来与政治“无涉”，政治的归政党，法治的归法院。但是，由于法治天然存在蹈规守矩的保守性，更着眼于“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在序化社会关系、保障社会稳定方面有余而在推动社会创新发展方面不足；又由于法治的自成体系，有着排斥政治、疏离社会的自我封闭、自我固化倾向，一定程度上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难以满足社会越来越复杂多样的司法需求。这也是在当今一些发达国家司法改革呼声同样高涨的重要原因。 而纵观我国当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宏大图景，政治与法律的关系样式呈现一派生机活力。在当前，亟需改革的是政、法一体的旧习惯，促进政、法功能分立，给法治松绑，着力增强法治的自治性，使法治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另一方面，法治发展还离不开政治的方向引领和功能支持。从发展方向来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走群众路线等理念既是科学正确的政治价值观，也是实现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方法论。一个政党，只要坚持这样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就能够及时发现和集中来自人民的智慧，就能使治国理政工作与时俱进，政治发展就是动力充沛、后劲充足、欣欣向荣；从功能支持来看，法治发展的动力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社会。法治维系的公平正义观念也是首先从社会产生，而后通过政党领导立法，将其变为法律的原则和规则。因此，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及时通过立法的方式解决社会突出问题，是政治之责、政党之责。特别是在社会生活一日千里，新型社会关系层出不穷的改革发展年代，需要政党科学领导立法，提高立法的质量和效率。也只有立法及时，才能给整个法治工作注入新的能量，产生治理社会的效率和效果。这些工作都是法治本身无法自行完成的，需要政治的功能支持。 法治工作讲政治，就是要确保法治发展与政治理想和目标保持高度一致，不脱离人民、不脱离社会、不背离治国理政“大政方针”。具体到司法实践，一是要确保审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就是要在严格依法办案的前提下，高度关注案件性质与社会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规则允许的幅度空间和时间内，把握好司法政策和处理案件的方式方法，当快则快，宜慢则慢；当严则严，宜轻则轻，使得规则落实不打折扣，法律与社会效果相得益彰，对解决类似社会矛盾、序化社会关系发挥有效的指引和评价作用。比如，在暴恐、贪腐活动严峻之时，就要增强相应刑事司法的打击力度；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处理涉及金融、企业的商事案件，就要采取相对宽松的司法措施，防止因司法方法不当加剧企业生存困难。二是要运用好审判结果，对政治提供功能性支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法治提供专业性的功能支持，进一步提高治国理政的质量和效率。司法领域每年担负着数千万起案件的审理任务，如此庞大的审判资源，是从中总结治国教训、提炼理政经验的“宝库”。司法者从中敏锐发现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和规律，将其反馈给党委政府，就能使党委政府检视疏漏，弥补不足，提升政府管理质效、社会治理品质，这是司法应当担负的政治责任。三是要坚持和发展司法工作的群众路线，实行民主司法、开放司法。司法权威与公信力的源泉不在于其本身的强制力，而来自于社会公众对司法理念和裁判活动的真心理解与公认。司法者要坚持开放性司法，善于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与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互动，在沟通、协商和广泛讨论中引导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达成关于司法裁判的共识；要坚持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的有机统一，最大限度求得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给当事人一个实质正义的裁判结果；当实质正义不可得，必须以证据规则分配举证责任、导出裁判结果后，要劝导当事人服从形式正义结论；要不断发展壮大人民陪审员队伍，让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接近司法、理解司法、尊重司法，让法治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外化于行为习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