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公款” 潘胜 国家工作人员挪用公款犯罪一直是各级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重要内容，该罪所侵犯的客体理论界普遍认为属复杂客体，即既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也侵犯了国家的财经管理制度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2][3]但其中作为重要客体的“公款”，其定义和范围一直存在争论。笔者在此谈一些个人的观点与大家探讨。 一、关于“公款”的定义。按照词典的解释，“公款”是指属于国家、机关、企业、团体的钱，或者解释为非私人而是公家的钱财，[1]应该说这与挪用公款罪所规定内容不尽相同，因为该罪第二款规定挪用救灾、抢险、扶贫、移民等款物的行为以挪用公款罪从重处罚，故可认定此处的“公款”不单单指“钱”或者“钱财”，也包括一些特点的“物”。也有学者结合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将其定义为：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货币资金，以及由国家和集体管理、使用、汇兑、储存的私人所有的货币。[4]同样，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和刑法修正案中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非国有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挪用单位资金的行为，“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显然，非国有公司、企业的资金不是“公款”，但因为犯罪主体的原因也认定其资金为“公款”。所以说，“公款”可能不是“公”，或者不是“款”，笔者个人认为没有必要给刑法挪用公款罪所认定的“公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只需规定其范围即可。 二、“公款”的范围 （一）通常所说的“公款”。依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笔者将其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所有的款项。从根本上讲，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所有的款项是最标准的“公款”，其范围在各项行政法规中均有详细说明，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的行政事业资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教育经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的社会保险基金、《粮食购销违法行为处理办法》中规定的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经用的销粮款与粮食收购资金贷款等。 2、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运输中的私人资金款项等。如国有金融机构吸收的公众存款、保险金、股票资金等私人资金，因其一旦毁损、遗失，相关部门将承担相应的赔付责任，故应将列为“公款”的范围。此外，司法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和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扣押、冻结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物及孳息等，在其扣押、冻结期间都应按“公款”对待，不得擅自挪用。 3、国家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的七种特定款物。《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对上述七种特定款物作了单独说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挪用归个人使用的应从重处罚。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就挪用失业保险基金和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行为作过批复，认定其属于救济款物。 4、以犯罪主体确定的非国有公司、企业、集体资金。《刑法》第九十三第二款的规定，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据此，《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刑法修正案》第七项认定：委派到非国有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挪用单位资金的行为应依照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另外，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农村和城市基层组织人员，在从事相关行政管理工作的过程中挪用规定款物的也可构成挪用公款罪。 5、能够认定的特殊款项。比如在破产清算阶段国有公司、企业的资金，尚未注册成立的国有公司、企业在筹建期间的资金等，上述单位虽然已经消亡或者还不存在，但不能以此否定这些资金“公款”的属性。值得注意的是，“小金库”、“账外账”等资金需加以区分，应去除其中确属个人劳务收入的部分，不能一概而论。 （二）衍生出的“公款”。与传统意义上的“公款”不同，像国库券、银行汇票、商业汇票、托收凭证等有价证券和银行结算凭证，其表现形式并不直接体现为货币资金，也不属于有形的公共财物，但行为人将其非法挪用为他人提供担保，使单位资金处于风险之中，与直接挪用单位资金提供担保并无实质的区别，符合刑法关于挪用公款罪的规定，应以实际或者可能承担的风险数额认定犯罪金额。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就“挪用有价证券、金融凭证用于质押行为性质的认定”作了相应的规定。这应该是完善立法从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体现，但对于该“纪要”笔者在此提出两点看法：1、有关金融凭证的提法不妥。无论是《票据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还是《支付结算办法》等法规中均未出现金融凭证一词，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关于“金融凭证诈骗罪”的规定，实际只列举了几类银行结算凭证，并未涵盖金融凭证的全部内容，如在“纪要”中直接将其改为“银行结算凭证”将会避免认识上的误区。今年，中国人民银行为规范管理，将原有的31种票证的种类和格式统一调整为15种，即：银行汇票、粘单、商业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本票、转账支票、现金支票、支票（普通支票）、进账单、信汇凭证、电汇凭证、支付结算通知查询查复书、银行承兑汇票查询(复)书、托收凭证、拒绝付款理由书。“银行结算凭证”应以此15种为限。2、1997年10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挪用国库券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有或本单位国库券的行为以挪用公款论，此处并未强制性规定国库券等有价证券只用于质押的行为才构成挪用公款罪，但“纪要”在此项规定中加以了限制。不可否认，质押行为是合同担保中质物风险较大的一类，但笔者认为不能就此将挪用有价证券、银行结算凭证用于抵押、留置的行为完全排除在外，因为实际工作中如何判定挪用行为是否存在风险以及风险的大小缺乏可操作性，只认定质押的行为具有风险欠妥。 三、当前关于“公款”范围的几点疑问 1、挪用一般公物及无形资产等是否可认定为挪用“公款” 关于挪用一般公物的行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目前争论较大，是否一概不能认定也存在分歧，认为构成的学者举例说明：挪用价值20万元的汽车变卖后资金自己使用与挪用5万元现金使用的行为社会危害性孰大？笔者认为，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挪用非特定公物能否定罪的请示的批复”明确说明“该行为不以挪用公款罪论处”，但也有学者指出，“公款与公物都属于公共财产，二者在价值上具有互转性，用款可购物，卖物可得款。” “一概排斥公物成为挪用公款罪的对象，使人们怀疑刑法存在的价值。”同时提出“对于挪用公物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应区别对待：假如行为人只是利用公物的使用价值，而未使公物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对此挪用公物行为，不宜追究刑事责任；假如行为人以追求公物的价值为目的，挪用公物予以变现为价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应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5]笔者基本同意上述观点，同时认为挪用依法可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等无形资产作质押的行为也可构成挪用公款罪，理由如下：1、行为人将一般公物变现后挪用的行为与挪用单位现金无本质区别，笔者就曾经办某国有企业经理擅自用单位土地使用证、房产证在银行抵押贷款后自行使用的案件。对此，笔者提出将挪用公物的行为“货币化”或者称为“会计化”，即通过会计核算将挪用公物的行为以账务核算的形式加以体现，如能直接体现为货币资金则可认定其挪用行为属挪用公款，否则不予认定。2、依法可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等无形资产与有价证券、银行结算凭证一样可为担保合同提供质押，同样存在较大的风险，一旦债务人不能偿还所欠债务时，企业，尤其是知名企业将遭受巨大的损失。 2、非法收入是否属于“公款”。 笔者在此提出的“非法收入”是指行政、事业单位、国有公司、企业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收取的资金，如行政事业单位单位超标准、超时限、超范围，国有商业银行高息放贷等取得的收入。[6]这些资金能否作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客体笔者认为不应存在争议，理由如下：第一，非法收入不符合“公款”的规定，不能作为财政收入或预算外收入等；第二，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相关规定，非法收入应“限期退还”，如退还有困难的予以没收。故可认定非法收入不是“公款”，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客体。虽然有人指出刑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但笔者认为此处所指的国有单位是指那些依法具有相关管理、使用或者运输私人财务职能的机构，并不是泛指所有的国家机关或者国有公司、企业，不然为何单单将“国有事业单位”排除在外？ [参考文献] [1] 现代汉语词典.2002.435 [2] 赵秉志主编. 贪污贿赂及相关犯罪认定处理.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222--225. [3] 赵建平. 贪污贿赂犯罪界限与定罪量刑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210--213. [4]苏惠渔主编. 刑法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 夏立彬. 挪用公款罪诸问题研究 [6] 常本勇. 刑法中的国有资产不等于国有财产. 检察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