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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理论轻法条与案例的刑法学教育应当缓行——三论中国的刑法学应当一分为二，兼答法家梁剑兵先生 龙城飞将 我认为，我国的刑法学应当一分为二，为此，我写两篇短文。法家梁剑兵在我的雅典学园博客留言指出，我国的法学教育，确实存在重理论、轻法条、轻案例分析和研究的弊端，教师讲课脱离法典、脱离大纲、脱离教材和司法实务 。 法家梁剑兵还指出，我国大学的本科法学教育是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为主要培养目标的，因此，《刑法法理学》这样的课程可能适合研究生、尤其是刑法学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需要，却并不适合本科阶段的法科学生。我比较同意他的主要观点，但要做一点补充：其实，若刑法法律学与刑法法理学在教科书与课程上能够分得开，本科生也不妨学一点刑法的法理学，这样他们就能够在内心十分确切地知道，刑法的法律与法律是不同的概念，虽然法律必须以法理为基础，但在司法实践中一定要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法律，不能以刑法的法理进行起诉和审理等司法活动。 法家梁剑兵还正确地指出，部门法教学，尤其是民商法、刑法、合同法、诉讼法教学方面，教师确实应该在实施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侧重法律文本和案例分析方面的教学。这也正是我想要说的。也许今后我会写出一些文章专门来论述部门法的法律课程与法理课程的区别。也希望法家及其他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或有研究的网友来共同参与讨论。 诚然，按照司法部、教育部关于法学教育的各种改革要求和精神，我国的法学教育应该以侧重法律条文的诠释式教学、案例式教学、法律诊所式教学等面向法律实践层面为主的教学活动。但政府对法学教育的政策规定主要就是确定16门法学主干课为必修课，至于具体怎么制定教学大纲、如何实施教学活动，学校和教师都有自主决定的权力。学校和教师却早已习惯那种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的教学习惯。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能怪法学教师，也不能怪教学主管部门，而在于法学，具体来说刑法学课程本身的建设上来。 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对法学教育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到教材的编写都是法律与法理不分。其后续的问题是中国的法律与外国的法律不分，企图拿外国的法律作为中国案件的圭臬；法律与道德不分，企图将道德上该予以否定性评价的人予以刑事处罚；法理与法律不分，讲刑事案件时总是从法理的层次去论述；疑难案件与普通案件不分，我国的法律早已有规定，在审查起诉和法院审理阶段，其实不存在疑难案件，难是难在找到事实的真相，按照法律规定该定罪则定罪，不该定罪不定罪，不知道该不该定罪时也不定罪，这是现代法治最基本的原则。 例如，有些专家从法理的角度评论许霆案件： 赵秉志教授：“在我国当前刑事法学的语境下，许霆的行为构成犯罪并且应当是盗窃罪”。他的观点见诸于《许霆案尘埃落定后的法理思考》一文。问题是，许霆案件应当是进行适法的研究，而不是法理的研究 。 张明楷教授：“要求盗窃行为必须是秘密窃取是没有道理的，国外对于盗窃罪的经典定义是：违反被害人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给自己或第三人占有”。问题是，盗窃罪不是秘密窃取，公开的行为更不是盗窃。国外的经典定义不等于我国刑法的定义 。 王作富教授：“如果我们不是只看形式，而是准确把握盗窃罪构成的实质特征，则完全可以得出许霆犯盗窃罪的结论” 。问题是，这个实质上从现有刑事法律规定的角度看，还是从法理的角度看。可以肯定，从法理的角度产生的实质性的认识不能代替法律的明文规定。 正是由于以法理代替法律，才在具体的事实简单的刑事案件面前专家学者热议非凡，莫衷一是。“一个原本稀松平常的案件，却在以研究犯罪及刑罚为志业的刑法学者之间产生了广泛的交锋……在其行为究竟构成何罪的问题上，却是分歧多多……如此案情简单的一个案件却在刑法学研究者之中产生了如此纷杂的不同见解……显示了刑法学界共同话语前提的累积薄弱” 。如果大家都回归到法律上来，就不会就一个事实简单清楚的案件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了。 所以，我的结论是： 目前我国重理论轻法条与案例的刑法学教育应当缓行。 应当组织专门的人力进行刑法学学科一分为二的研究，研究的内容可以包括各自体系如何、各自包含哪些内容等。 总之，刑法法律学直接服务于学生们司法考试，服务于他们毕业后直接从事法律工作，服务于法律人们的司法活动。刑法法理学直接服务于国外刑法法律与法理的研究、服务于国内刑法法理与道德的研究，提出立法建议，在更高的层面上从事法律活动。 2009-11-01 21：40 作者博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