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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盗窃罪从古至今都是司法实践中常见、多发的犯罪之一，许多国家都将盗窃罪规定在财产犯罪之首。我国刑法在规定抢劫罪之后就对盗窃罪作了明确规定，司法解释对审理案件具体应用法律中的疑难问题作了具体解释。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盗窃罪犯罪对象本身的性质和形态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使犯罪认定非常困难，笔者希望通过对盗窃罪犯罪客体的研究，可以在界定处于模糊边界的几种特殊的盗窃罪犯罪对象范围时梳理出一个清晰的思路，以利于具体案件的处理，适应社会和刑法财产犯罪体系发展需要。 盗窃罪作为最古老的犯罪之一，即使在今天的任何国家，都是发案率很高的犯罪，许多国家都将盗窃罪规定在财产犯罪之首。我国刑法在规定抢劫罪之后就规定了盗窃罪。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财产的存在形态从单纯有体物逐渐扩展到无体物甚至虚拟财产；随着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财产的利用形态由主要供个人使用发展到商品交易的对象，财产之上的权利关系变得很复杂，这些都使得盗窃罪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丰富和完善，尤其是其犯罪对象的界定，更是实务界和理论界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犯罪对象是犯罪主体的犯罪行为直接施加影响的具体的人或物，是犯罪客体的表现形式。因此盗窃罪犯罪对象本质特征即是体现财产所有权的物质形态，只有从财产所有权这一盗窃罪的客体特征入手，才能科学揭示盗窃罪对象的性质和范围。本文希望通过对不同国家、地区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关于盗窃罪犯罪客体不同学说的比较研究，结合我国刑法条文相关规定，对几个争议的犯罪对象进行研究，以期为盗窃罪犯罪对象找到更加合理明确的界限划分。 一、关于盗窃罪犯罪客体的演变 （一）大陆法系国家不同学说的争论与融合 在大陆法系的一些主要国家如德国、日本等国的刑法理论中关于保护法益的含义类似于我国对犯罪客体的规定，因此我们在此使用法益的概念来阐述他们的主要观点。 1、日本刑法学说与判例的变化 日本刑法235条规定，窃取他人财物的，为盗窃罪。由此可见盗窃罪保护的是指他人的财产，但这里的财产究竟是指他人对财物的所有权及其他本权还是指单纯的对财物占有本身，在此问题上形成了本权说、占有说和中间说。 本权说认为，其保护法益是所有权及其他本权，他人的占有限于基于质权、租赁权、留置权等私法上的合法权限（即为本权）。在二战前，大审院的判例明确采取本权说。 占有说认为，财物的占有或持有本身是盗窃罪保护的法益，至于占有是合法还是非法,则在所不问。战后最高裁判所判例站在维持财产秩序立场上，采取占有说，且只是例外认定存在违法阻却事由。 后来又出现了很有影响力的中间说，认为即使没有民法上的权限根据的占有也仍然可以通过盗窃罪来加以保护。如“似乎有理由的占有”“平稳的占有”“呈现出似乎有本权根据的外观的占有”，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平稳占有说，该说将从犯罪人处夺回自己财物的情况不认为是犯罪，之外与纯粹占有说并无不同2、德国的有关学说与争论 德国则主要存在法律的财产说、经济的财产说和法律的经济的财产说。法律的财产说认为，刑法中的财产罪是为了保护民法上的权利，即使在经济上没有损害，也成立盗窃罪。经济的财产说认为，作为整体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就是财产，因而是财产犯的保护法益。而法律经济的财产说认为所谓财产，是指法秩序所保护的作为整体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 3、台湾地区相关问题的讨论 台湾地区刑法典对盗窃罪采取了专章规定的立法。包括普通窃盗罪、窃占罪、加重窃盗罪、窃盗电气罪和亲属相盗罪。（2003年刑法修订时删除了常业窃盗罪）其中，普通窃盗罪的犯罪对象类似于我国的盗窃罪，而窃占罪则是以不动产为犯罪对象，窃盗电气罪则相当于扩大了盗窃罪犯罪对象的范围。 台湾刑法理论认为，盗窃罪破坏的法益是财产法益，但该财产法益不以所有权为限，财产持有权也是盗窃罪侵犯的法益。所有与持有两者在外表上同为对于物的支配关系，但在实质内容上有所不同，所有人的支配关系为一种法律方式的支配关系，若所有人同时又为持有人，在法律支配关系外还有事实的支配关系。因此，所有物被窃，对所有人而言，虽意味着对所有物的全部丧失，但所有人对其所有物在法律上的支配力并不因此而改变。持有权则是一种纯事实的支配关系，持有人对其持有物，只是事实上能够管领支配而已，而无所有人对于所有物之法律上是支配关系。 （二）英美法系学说与判例的规定 英美法系既没有犯罪客体，也没有法益概念，但从其判例中我们还是可以探知其保护法益的不断变革。 根据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英国对larceny罪的定义,行为人窃取的必须是“他人的财物”。但这里的所谓“他人的财物”并不要求对该财物具有所有权,而只要他人具有“特定的财产权”就够了,行为人取回自己的所有物的行为、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利而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或虽然没有权利但误认为自己有权利而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均因为行为人诚实地相信自己是主张权利的行为,而不成立财产罪。这类似于本权说。美国在1962年公布的模范刑法典中强调“他人的财物”必须是被害人具有一定权源的财物,因而立法上主张“本权说”。英国1968年的盗窃罪法(TheftAct 1968)是英国财产罪法上划时代的法律,它标志着英国从以往的“本权说”转向“占有说”。该法第1条第1项规定:“以永久性剥夺他人财物的意思,不诚实地取得属于他人财物的,构成盗窃罪。”这里“他人财物”只要求是他人占有、支配、使用的财物,而不要求是他人所有的财物。行为人取回自己所有而由他人占有的财物的,可能成立盗窃罪。这反映出立法支持占有说倾向。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相继出现了否定本权说的判例,代表着这种变化的是宾夕法尼亚最高法院的两个判决。在这两个判决中指出, 盗窃行为侵犯的是他人对财产的“占有权”,因为偷盗涉及非法的剥夺行为,所以重要的问题不是谁有“所有权”或者谁有“保管权”,而是谁有法律承认的占有权。这标志美国司法上向“占有说”转变。 二、我国关于盗窃罪犯罪客体的理论不足与修正 我国理论上通常认为盗窃罪的犯罪客体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这里有三点问题值得研究： 第一，对“公私财产”的理解过于狭隘。一般情况下，我国把盗窃罪中的财物仅理解为有体物与动产。但是随着社会发展，许多无体物的经济价值日益加重，显然这种理解已经不能包含许多新的盗窃形态。最高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中关于电力、电信资源、网络资源的规定实际也已经突破了有体物的限定。由于一些无体物既可成为所有权的对象，又具有物理管理可能性，因此我国盗窃罪保护的公私财产应该包括一些无体物。当然，财物的概念也不是无限扩大，如对一些财产性利益就不能一概而论，如日本刑法原则上否认财产利益盗窃罪，对侵害财产上利益的行为根据强盗罪、诈骗罪、恐吓罪、背信罪和电子计算机使用诈骗等定罪处罚。但是，鉴于具有物理管理可能性的财产可以成为盗窃的对象。我国对此应该进一步作出细化规定。 第二，对“所有权”的范围规定太小。民法中财产权的概念非常广泛，包括物权和债权。物权中不仅包括所有权，还包括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尤其是债权和担保物权在现代社会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地位，这实际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所有权的部分权能与作为整体的所有权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发生分离的结果。这一分离以暂时移转部分权能为代价，使得所有权人能最大限度发挥物的作用，但此时不能忽视其他非所有权人利益的保护，因为他们因支付相应对价而获得了法律上对财产的部分支配权。例如买方对保留所有权的分期付款商品，担保物权人对抵押物、质物和留置物，租赁人对出租物的权利都应该得到法律保护。所以应该适当扩展所有权说范围，至少有类似于日本“本权说”的范围。 第三，对占有状态的保护不足。对于占有利益，马克思指出过：“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7）美国刑法中认为盗窃罪侵犯的是他人财产的“占有权”，因为偷盗涉及非法剥夺的行为，故重要问题不是谁有所有权或保管权，而是谁有法律承认的占有权。因此从保护社会稳定的财产秩序和财产安全出发，我们也应把占有这一事实纳入盗窃罪保护客体内。 民法中的占有可分为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而其中对有权占有保护基本可以被“本权说”覆盖，但是关于无权占有的保护到何种程度，目前还没有很清楚的划分。无权占有分为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对于善意第三人的占有保护，无论民法还是刑法领域都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对于民法上的恶意占有虽然不受民法保护，但刑法是否也将其排除在外值得商榷。张明楷教授认为对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都应受保护，它即包括根据法律和事实，通过法定程序恢复原状，也包括通过法定程序形成合法状态；即包括事实上的支配也包括法律上的支配。（8）这一观点在帮助我们区分何种占有应予保护方面很有借鉴意义。 三、几种特殊盗窃对象的界定 总共2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