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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国计民生。我国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进行刑法规制有现实依据、功能依据和法律依据。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为基本法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刑法规制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但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刑法规制上存在法律衔接不严密、罪状规定不科学、刑罚手段有缺陷、过失犯罪有待完善等问题。 ■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刑法规制存在的问题 (一)关于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的问题 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33条和第53条的规定，危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行为可能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现行刑法第143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从该规定可以看出，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属于危险犯，只有在生产销售行为“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情形下才能构成犯罪，同时，相关司法解释亦规定不详细，因此，如何界定该罪中的“具体危险”，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一个难题。危险犯的立法模式存在立案标准过高问题，导致很多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行为难以入罪，严重削弱了刑法应有的惩罚力度。 (二)关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问题 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33条和第53条的规定，危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行为也可能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法第144条关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根据字面意思可以看出，该罪的犯罪对象“食品”限定于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笔者认为有毒、有害的食品，就是对人体的健康和生命有毒、有害的食品，不管掺入的是食品原料还是非食品原料都一样。比如行为人掺入的是因过期霉变而变得对人体健康和生命有害、有毒的食品原料，就不可能认定为本罪，甚至难以定罪。按照罪刑法定原则，也许可以套用投放危险物质罪或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可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上述两罪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这样既容易造成刑事司法实践的困境，也会造成某些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行为刑法规制的疏漏。 (三)农产品质量安全过失犯罪有待完善 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犯罪主观方面普遍规定为故意，导致刑法规制范围缩小。实践中，可能发生将明显的过失行为采用故意犯罪定罪处罚的现象。这种做法破坏了刑法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将食品犯罪的主观罪过限定为故意显然不能适应现实发展的要求。 ■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完善和对策 (一)完善刑法涉及的相关罪状 对于销售的农产品可能引起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刑法第143条有明确的规定，结合前面的论述和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的检验机构的规定，笔者建议:(1)在进行刑事司法鉴定时，选择由司法机关委托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以准确认定是否达到法定的危险程度;(2)参照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适当降低立案标准，避免放纵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于生产经营一般不合格食品但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危险程度的行为，应按照刑法第140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进行处罚，但是刑法规定的应该降低“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的门槛，防止放纵犯罪。对于销售的农产品可能引起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立法者考虑到该罪在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上更加严重，故将其设置为抽象危险犯并且规定了非常严厉的刑罚，直至死刑。但“非食品原料”概念模糊，直接影响司法公正，考虑到立法者设立本罪的目的是为了突出打击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行为，建议将“非食品原料”修改为“非食用物质”，使本罪的犯罪构成容易判断，既可为食品添加剂的性质解套，又具有实践上的可操作性。 (二)完善刑罚手段 首先，完善附加刑。考虑到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对基本犯的罚金刑判处方式相同而且限额幅度较低，不能体现罚金的剥夺性痛苦。笔者建议，一方面，要加大罚金刑的处罚力度，保证罚金幅度不能低于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行为所要承担的罚款的数额幅度，对于具体数额标准应由立法者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考量后制定。另一方面，要大幅度地提高单位犯罪的罚金刑幅度，使单位罚金刑高于自然人犯罪罚金刑几个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单位犯罪应有的惩治效果。其次，应通过资格刑剥夺单位犯罪主体的再犯能力，如判处限制生产经营范围、限制在一定年度内从事特定食品生产经营等。 (三)增设农产品质量安全过失犯罪鉴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主观方面仅限于“故意”的缺陷性，笔者建议，放宽对这些罪名在主观方面的要求，在已有的农产品犯罪相关罪名中增设过失条款，以行为人对他人人体造成严重危害作为入罪标准。在具体设定过失构成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定时，应注意两个方面:其一，过失构成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属于业务过失犯罪，是不同于普通过失犯罪并且处刑时重于普通过失犯罪的一种过失犯罪类型，之所以要加重处罚，一方面为了激起生产经营者的责任感和紧张感，另一方面源于生产经营者因具备相关的从业资格从而高于一般人的注意义务。无论是从非难的刑罚评价还是预防犯罪来看，在政策上给予过失犯加重处罚是必要的。其二，过失犯罪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的主体应既包括个人，也包括单位。 (四)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控制体系 刑法只是控制犯罪的“最后一道屏障”，要真正实现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的控制，仅有刑法规制方法显然是不够的，只有构建系统化、全方位的犯罪控制体系并且加强其他配套体制的建设，才能把预防和惩罚结合起来。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大庆高新区人民检察院、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