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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犯罪方法罪，是指用语言、文字、动作、图像或者其他方法，向他人传授实施犯罪的具体经验和技能的行为。本罪是简单罪状，刑法对于该罪行为内容的规定仅仅是“传授犯罪方法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传授”词性为动词，意思指把学问、技艺教给别人，如传授技术、经验等。要科学把握该罪的行为内容和停止形态，必须正确理解“传授”这一概念具体、准确的含义。 1.传授的方式。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口头讲解、身体示范、观摩影像，公开或秘密的，当面或者转授的，一人传授一人或多人，多人传授一人或多人等。这里，关于传授方式的理解，应注意两点： 第一，强制、胁迫等方式可以成为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方式。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指导案例—[第651号]李祥英传授犯罪方法案——强迫他人学习犯罪方法后，胁迫其实施犯罪，应如何定性（以下简称李祥英案）。该案解决了笔者当初思考本罪的一个疑问，就是犯罪方法的传授是否可以以暴力、胁迫的方式进行，因为这样的方式本身并不常见，不易发生，而最高人民法院用实际发生的案例表示了支持。这也进一步体现了本罪在实际生活中传授方式的多样性。 第二，网络媒体的介入，导致新型传授方式的出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犯罪方法也不例外。一些犯罪分子利用网络平台传授犯罪方法，如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审结的利用感冒药制造冰毒一案，犯罪人王某利用网络传授制毒的方法最终获刑。利用网络媒体传授犯罪方法的典型代表，就是近年来兴起的网络黑客学校。这些黑客学校的授课内容几乎囊括了各种病毒、木马制作技术和各种网络攻击技术，是造成当今计算机犯罪愈演愈烈不可忽视的原因。对于利用QQ或QQ群等即时通讯软件或者电子邮件、网络论坛等方式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对其中属于本罪行为内容的，应当进行有效的规制。 2.传授的具体犯罪的范围。目前，学界已趋于形成一致的观点，即传授的具体犯罪的范围只能是直接故意犯罪，而不包括间接故意犯罪、过失犯罪。 3.传授的态度，分为主动传授与被动传授。主动是指不待外力推动而行动，被动是指待外力推动而行动。具体到本罪中,外力则是指非基于传授者本人意愿或意志的外在力量，如被传授人的影响、第三人的推动等。传授者的态度差别，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笔者认为，传授者的态度问题影响到传授人与被传授人的人身危险性的认定，进而影响到刑罚的量定。按照社会的传统观念，在同样的条件下，主动传授者的所判刑罚应该重于被动传授者。之所以这样认定，在于社会治安管理秩序虽说是社会法益，但其中也牵扯到被传授人的个人法益。这也就引出了另一个概念“被害人的承诺”。被害人的承诺，是指法益主体对他人以特定方式侵害自己可以支配的法益的行为所表示的允许。被害人的承诺在某些情况下是刑罚处轻事由，即被害人的承诺不否定犯罪的成立，但是，对所成立的罪名和法定刑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日本刑法中，具有被害人的承诺而将被害人杀死的行为，只成立承诺杀人罪，而不成立普通杀人罪，这种意义上的被害人承诺，因为不只是涉及个人法益，也涉及社会法益，只是部分的承诺，不具有全部的效力，是不完全的被害人承诺。同样，传授犯罪方法罪侵害的法益是社会法益，但也涉及被传授人的法益，在被动传授的关系中，传授人的传授行为可能源于被传授人的央求、引诱甚至是强迫等。在这种关系中，被动传授人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远小于主动传授人，应当在定罪量刑时得到相应的体现。 4.传授的对象。传授的对象即所传授的犯罪方法针对的具体人。对于传授对象的范围，学界有着两种观点：一、从犯罪对象上来说，本罪的对象则没有这种限制，不论向何人传授犯罪方法都构成本罪。二、对被传授人的年龄并不要求必须达到刑法规定的应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即使未达到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只要具有一定的接受能力，行为人对其传授犯罪方法的，就可以构成本罪。相比较这两种观点，可以得出第二种观点是对第一种观点的范围的缩小。依据第一种观点，即使向完全没有辨认与控制能力的人传授犯罪方法也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其实这是为了惩罚传授人而最大化的扩大了对象范围，具有立法时鲜明的时代印记。而第二种观点，则做了一定程度的缩小，在刑事责任能力之外引入“接受能力”的概念，作为判断传授对象的标准，不再是一切对象，这样也就排除了完全无辨认或控制能力的对象。但问题也随之产生了，“接受能力”这一概念本身就需要界定，需要参考的因素也很多，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的标准不易统一。 依笔者拙见，应该继续沿用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但必须做出改变，就是本罪针对不同的传授对象而发生时，做出定罪量刑方面的变化。原因在于，这里牵扯“传而未受”“传而受不了”的问题，即由于传授人的原因，传授的犯罪方法的信息并没有真正发出或清晰地发出，导致无法接受；又或者由于被传授人的原因，接受信息的能力缺乏或者不完善，导致信息毁损。这样的情况，从被传授人的角度看,他是否学会,是否犯罪,其主观意志是决定因素,所以对造成的危害不能仅让传授人负责。我国的刑法理论基础之一就是行为刑法，导致了对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关心程度偏低，在传授犯罪方法罪中，传授人确实具有犯意的主观恶性，但诚如以上观点所言，犯罪是否实际发生主要取决于被传授人的主观恶性。行为人刑法的理论强调对社会造成威胁的，并不仅仅是法律已将其上升为犯罪的那些反社会的行为；对社会造成威胁的，还有（也许主要是）那些以其行为表明具有反社会性格的个人。因此，如果仅仅致力于解决犯罪行为的问题，就等于仅仅是治理恶之表，而不追究恶之因。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