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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到今年4月22日，我国集中公布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将满1年。本月6日，潜逃加拿大的巴连孝回国投案自首。至此，“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中26人已成功归案。
至今年4月22日，我国集中公布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将满1年。 一年时间过去了，“百名红通人员”中有哪些人已经成功归案?落网时有何表现?还有哪些人被发现行踪、近况如何?国际反腐败合作还面临哪些困难?国搜河南报道组（hn.chinaso.com）为此做出梳理和总结 26人已成功归案 4月6日，潜逃加拿大的“百名红通人员”第85号巴连孝回国投案自首。至此，“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已经可以划去26人。 此外，截至去年 11月底，“天网”行动共从68个国家和地区追回863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196人，首次实现追回人数超过新增外逃人数。 在这些人中，年龄最大的是68岁的邱渤海，他原是济宁硅元件厂厂长，因涉嫌贪污罪外逃英国。最年轻者是1972年6月出生的张清曌，这位原辽宁省本溪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出纳因涉嫌贪污罪于2014年9月出逃。 外逃时间最久的是上海倍福来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张丽萍，至2016年3月被劝返自首时已藏匿泰国、秘鲁等地16年。2014年9月因涉嫌贪污罪外逃的付耀波、张清曌，一年半左右即被抓获归案。 加拿大、美国、泰国是这26人外逃的主要目的地。也有人选择逃往几内亚比绍、加纳、几内亚等较为“冷门”的非洲国家。 从涉嫌罪名上看，有12人涉嫌贪污，4人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人涉嫌受贿，2人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另各有1人涉嫌洗钱、挪用公款、集资诈骗、诈骗、行贿以及职务侵占。 记者统计，在这落网的26人中，2人为国内缉捕，2人死亡，10人遣返，12人劝返。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中国追逃追赃的力度逐步加大、方式不断创新，一张追捕外逃腐败分子的天网正在形成。 归案嫌犯近半数涉嫌贪污罪 2015年4月2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这些人也被称为“百名红通人员”。截至目前，“百名红通”嫌犯归案已超1/4。 第一个归案的是戴学民。2015年4月23日，上海市传来消息，发现一名持外国护照男子与百名“红通”名单中位列第九十位的戴学民高度重合。 经过充分侦查，2015年4月25日上午11时，在公安部指挥下，上海、江苏、安徽等省市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在安徽省一个公寓楼内将戴学民抓获。此时，是公布“百名红通”名单的第4天，戴学民也因此被称为“触网第一人”。 戴学民，原为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营业部总经理，涉嫌贪污1100万元，于2001年8月潜逃出境。 戴学民的落网，拉开了中国追捕“百名红通人员”的序幕。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资料显示，目前已归案的 26名“红通”嫌犯中，有多人像戴学民这样曾任单位 “一把手”，比如2015年7月25日落网的江苏中淮建设集团原董事长钱增德。 此外，还有一些任职于关键财务岗位的职工，也利用职务之便，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给国家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目前落网的“红通”嫌犯，从涉嫌罪名来看，有12人涉嫌贪污罪，约占总数的46%。此外，还有多人涉嫌挪用公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受贿行贿、集资诈骗、洗钱等。 据统计，在这26名落网的“红通”嫌犯中，有9名曾逃亡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有6名曾逃亡加拿大，4名曾逃亡美国，另有一些将加纳、几内亚比绍、秘鲁等非洲及南美洲国家选为逃亡地点。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风表示，据他观察，落网的“红通”嫌犯有相当一部分是从美、加两国遣返归案，而在此前的“猎狐行动”中，遣返国主要是中国周边国家。“这说明我们的反腐败追逃追赃得到了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认可、配合和支持。这些国家的法制比较严密，能从这些国家取得成功，意味着我们的法律水平在不断提高。”黄风表示。 此外，黄风还指出，不少落网“红通”嫌犯外逃时间比较长，典型代表有杨进军和黄玉荣，分别外逃了 14年、13年。“多年没有解决的案件得到了解决，说明我们密集的追逃行动，正在不断挤压在逃嫌犯的境外生存空间。” 归案嫌犯近半数属劝返 与戴学民被缉捕归案不同，第63号“红通”嫌犯张丽萍则是在逃亡17年后，经中国外交部、公安部与驻秘鲁使馆的全力配合，于2016年3月27日被成功劝返回国自首。她是第25名到案的“百名红通人员”。 细数26名“红通”嫌犯的归案途径，可以发现，除强制缉捕押解和意外死亡之外，遣返回国和劝返自首也是追逃的重要方式。 据统计，目前已归案的26名“红通”嫌犯中，被缉捕的有5人，死亡2人，劝返12人，遣返7人。截至巴连孝归案，2016年落网的8名“红通”嫌犯中，有5人都是在各方努力及政策感召下，被劝返自首的。 据悉，很多外逃人员在出逃前都会拟定详细周密的计划，变换身份，在多国流窜。北京市追逃办对挂牌督办的案例逐一分析后认为，外逃职务犯罪人员文化素质较高，工作经历丰富，出逃前早有准备、有预案，加之一些人出逃时间长，熟悉海外情况，这些都增加了追逃追赃的难度。 被称为“亿元股长”的2号“红通”嫌犯李华波，就是由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督办，并成功追回的典型案例。 与大多外逃官员不同，李华波并非“不告而别”。出逃前，李华波通过留信和电话的方式，告知相关人员，自己通过内外勾结、私刻公章等手段，“从财政局资金账户上弄了很多钱”，并已弃职携家眷出逃。 李华波的气焰和贪婪引起巨大反响。随后，在中央纪委指导下，江西省成立案件协调小组和专案组，短期内查清了李华波伙同他人鲸吞9400万元财政资金的犯罪事实，并将其跨境转移赃款和伪造移民申请资料的有关证据陆续提交给新加坡方面。 之后，多部门组成工作组先后8次赴新加坡进行磋商。经过不懈努力，中新两国在没有缔结引渡条约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司法执法合作。中方向新方提出司法协助请求，提供有力证据，由新方冻结了李华波涉案资产，对李实行了逮捕、起诉，以“不诚实接受偷窃财产罪”判处其15个月有期徒刑，并在李华波出狱当天将其遣返回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