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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罪案的立案标准 于 朝 内 容 提 要 立案标准，包括立案的法律标准、材料标准和手续标准。 关于法律标准，本文根据新刑诉法第８３条和８６条规定，认为“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和“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是法定的立案标准。提出立案的对象是事件和立案的法律标准中含查明案件事实这一要件的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在出现法定的事件时，即应当按照法定管辖立案侦查，而无须待查明犯罪嫌疑人或询问犯罪嫌疑人后再立案。另外，检察机关对经济罪案的立案多少，不可能直接体现出其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和打击效果。只能作为对检察机关工作量大小的统计指标，而不能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依据。 关于材料标准，本文根据立案的法律标准，提出根据案件来源区分不同的立案材料标准。其中：在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进行立案到情形中，立案材料必须是能够说明某一犯罪事实的确实发生，或者证实犯罪嫌疑人不如实说明案件所涉及的相关事实；在受理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进行立案的情形中，材料本身必须能够说明（注：不是必须证实）有犯罪或可能系犯罪的事实存在。同时认为现行的两种观念和作法需要转变：一种观念和作法是，立案时必须获取到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另一种观念和作法是，对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立案前的调查（即“初查”），以便收集能够证实有犯罪事实的证据，建议取消初查制度。 关于手续标准，本文认为，立案的审批手续应当恢复检察长（或经过授权的分管检察长）审批制；在立案的文书手续方面，采用《立案请示报告》既可，废除《立案决定书》。 本文对“初查”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著文： 立案，是刑事诉讼活动开始的标志。检察机关对经济罪案立案的多少，可以反映出该机关的工作量和在打击经济犯方面工作的主动性。但多年来，由于对立案标准理解上的偏差，导致了检察人员在立案观念上的一些错误认识。最显著的表现是以立案多少作为考察政绩的主要指标、立案材料要 求过高、立案手续复杂化等。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受不正确诉讼观念的长期影响，致使“初查”等无法律依据的诉讼活动“合法化”。 本文将主要就检察机关对经济罪案进行立案的法律、材料和手续等标准问题进行粗浅的讨论，同时，也对现行的一些具体作法提出质疑，旨在为新刑诉法的贯彻实施做些探索。 一、关于立案的法律标准 立案的法律标准，是指诉讼法律中关于对哪些事件在何种情形下应当由诉讼机关实施刑事诉讼立案活动的规范。 新刑诉法第８３、８６条规定了刑事立案的两种情形： 一是“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二是“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在遇有这两种情形时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进行刑事立案，这便是刑事诉讼立案的具体法律标准。 从检察机关管辖侦查的经济罪案角度讲，笔者个人对上述标准的理解是，第一种情形是指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或进行法律监督活动中，发现有非本案的经济犯罪事实或者经济犯罪嫌疑人，且依法属于检察机关侦查管辖范围的，应当直接立案侦查。第二种情形则是指检察机关通过审查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时，应当立案侦查。这两种立案情形的差异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案件来源不同，前一种情形的案件来源是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或其他法律监督活动中直接发现的；后一种情形的案件 来源则是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二是确认需要立案的事实内容和程度不同，前者必需是发现犯罪事实和犯罪嫌疑人，方应当立案侦查，而不是检察机关认为存在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后者则无须确认犯罪事实的存在，而只要通过审 查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即应当立案。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 一是，立案的对象是事件。立案，是指将犯罪或者可能为犯罪的事件列为刑事诉讼内容的诉讼活动，是诉讼活动开始的标志。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有两类事件可以作为立案 的 对象，即已“发现犯罪事实”的犯罪事件和“发现犯罪嫌 疑人”或者“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为 犯罪的事件。在这两类事件中，已发现属于犯罪的事件，并不一定能够确认犯罪嫌疑人；而可能为犯罪的事件中，客观上并非必定存在着犯罪事件，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也不一定 实施了犯罪。由此而言，第一，在已经发现或认为有犯罪事实存在的情况下，既使尚未确认犯罪嫌疑人，也应当立案，第二，对可能存在犯罪的事件立案时，无须确认犯罪嫌疑人是否已实际实施了犯罪。 二是，立案的法律标准中不含查明案件事实这一要件。立案的法律标准中只所以不将查明案件事实作为必备要件，这主要是因为立案仅是侦查活动的开始，而查明案件事实是 侦查活动的基本任务。经过侦查，可能能够查明案件事实，也有可能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无法查明案件事实；查明的案 件事实，可能是犯罪事实，也可能不是犯罪事实。正是因为立案后可能会出现不同的侦查结果，所以，新刑诉法才规定了撤案、不起诉和起诉等若干处理诉讼结果的方法。司法实践也表明，只有在侦查破案后才能确认相关的犯罪嫌疑人。 明确上述两点，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两个结论。其一，检察机关在发现经济犯罪的犯罪事实或认为有经济犯罪事实时，即应当按照法定管辖立案侦查，而无须待查明犯罪嫌疑人或询问犯罪嫌疑人后再立案。其二，检察机关对经济罪案的立案多少，不可能直接体现出其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和打击 效果。由此而言，对经济罪案的立案多少，只能作为对检察机关工作量大小的统计指标，而不能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依 据。为此，笔者认为检察机关需要建立立案保密制度，对立 案及撤案情况作为机密处理，对外只公布破案情况，同时，将破案数量作为考核政绩的主要依据。 二、关于立案的材料标准 根据新刑诉法规定的立案标准，检察机关立案必须占有一定的立案材料，以作为“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和“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立案依据。这里需要探讨的是，立案材料达到什么程度才能符合法定立案标准的需要，这便是立案的材料标准问题。 由于法定的案件来源不同，所以关于立案的材料标准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进行讨论： 在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进行立案到情形中，由于案件主要来源于检察机关办理的其他案件，而立案时又需要确认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因此，立案材料必须是能够说明某一犯罪事实的确实发生，或者证实犯罪嫌疑人不如实说明案件所涉及的相关事实──而这些事实可能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事实。前者比如在检察机关在调查某案件涉及款项的去向时，发现公款已为某人实际非法占有的材料；后者比如发现公款已被某犯罪嫌疑人占有，但该嫌疑人拒绝说明公款用途或其所说的公款用途经查系编造的材料。 在受理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进行立案的情形中， 首先，材料本身必须能够说明（注：不是必须证实）有犯罪或可能系犯罪的事实存在，例如公共资产被利用职务便利非 法侵吞、或发生了内盗、内骗；贿赂财物已缴付；存在与贿赂有关的重大经济损失；存在可能系贪污、贿赂所得的巨额款物等。其次，材料所反映的内容必须具有可查性。 在研究未来经济罪案的立案材料标准时，现行的两种观念和作法需要转变： 一种观念和作法是，立案时必须获取到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从新刑诉法有关侦查规范的条文看，检察机关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途径只有两种：一是犯罪嫌疑人自首，交代犯罪事实，二是预审。这里“自首”是指自认为其已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主动到检察机关交代其所认识的犯罪事实，对此，检察机关只需通过审查其所讲明的事实，是否属于犯罪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即可立案或不予立案，而无须查证其所述 是否为事实。根据新刑诉法第９０条规定的精神，“预审”是指在经过案件侦查后，确认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时，为了核实已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而进行了讯问犯罪嫌疑人的 诉讼活动。显然，“预审”是除自首以外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唯一法定方式。但是，由于预审是侦查开始以后的诉讼 活动，所以，检察机关（只可能在办理其他案件中以询问证人的方式获取间接口供）在立案以前，除自首情形外无法取 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因此，检察根据报案、控告和举报途径获取立案材料进行立案时，无法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现行的立案必须获取口供的认识和作法如不进行改变，新刑诉法生效后，将会使许多案件不能依法进行侦查。 另一种观念和作法是，对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未能证实犯罪实际发生的情形进行立案前的调查（被称谓“初查”），以便收集能够证实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证据。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根据新刑诉法第８２条规定：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法进行专门调查属于“侦查”的范畴，将这种专门调查置于立案以前，显然是违 法的；其次，由于立案是刑事诉讼的起点，因此，新刑诉法未规定立案前收集证据的方式方法。检察机关如果在立案前进行证据收集活动缺乏相应的办案手段。第三，检察机关建立初查制度的依据是，刑事立案时必须以客观存在着犯罪事实为前提，但实际上正如前述，我国刑诉法中对举报途径的立案只规定了主观认识标准，并未要求客观上必须实际存在犯罪事实才能立案，所以，建立初查制度的并没有法律依据；第四，由于没有法律依据进行“初查”，必然会导致需要采用一些侦查手段不能使用或滥用。从司法实践看，这种立案前的专门调查已实际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基于上述几点，笔者个人认为检察机关应当取消初查制度。审查立案材料应当主要采用书面审查方式，必要时，可以要求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更详细的立案材料。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司法实践中，为了确定管辖分工或举报材料的某些内容（如案发单位和嫌 疑人是否存在等），需要到有关单位了解情况。笔者认为，由于这类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确认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了犯罪，因而与上述讨论的初查制度无关。 三、关于立案的手续标准 立案是开展刑事诉讼活动起点，也是将某事件列为诉讼对象的标志。因此，立案必需办理相应的诉讼手续。 探讨立案手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应当办理的审批手续，即由谁来确认诉讼开始的问题。二是应当办理的文书手续，即采用什么文书来记载诉讼开始的问题。 立案的审批，包括负责审查立案材料或发现犯罪事实的办案人员请示立案和具有批准立案职权的检察官批准立案两个过程。立案请示不涉及法律制度，而批准立案则涉及到检察官的职权问题。根据检察院组织法和检察官法规定的检察官职责，笔者个人认为，检察长或经过授权的分管检察长即可以批准一般案件的立案。遇有重大、疑难问题时才需要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再由检察长或分管检察长批准立案。在现行刑诉法执行初期，大部分检察机关对立案实行检察长或分管检察长审批制，即一般案件由检察长或分管检察长批准即可立案侦查。到８３年左右，刑事立案只针对犯罪事件的认识逐步被接受，且绝大部分案件立案后就进入公开侦查， 某些基层检察机关为了把好“立案关”，将所有经济罪案的立案均交由检察委员会或检察长会议批准立案。８４年以后，这种立案审批手续被当做经验在全国推行。目前全国大多数基层检察机关均实行检察委员会批准立案制度。同时，对于犯罪嫌疑人为人大代表的案件立案还需要报人大常务委员会 审批。但从司法实践看，这种繁杂的立案手续（办案人至少进行两次以上的立案请示汇报）带来的弊端较多，最明显弊 病的有两点：一是，由于立案必须召集检察委员会，以至于一些必须马上立案以便采取侦查措施案件得不到及时立案， 贻误战机；二是，在许多情况下，为了及时获取证据，侦查人员不得不在立案前就采取有关的侦查措施，收集和固定证据，导致立案环节形同虚设。 立案时需要制作哪些和什么内容的文书，主要涉及到如 何理解立案文书的诉讼意义问题。笔者认为，立案文书，是记载立案依据、审批过程的书面文件。其法律意义在于表明某检察机关对某事件已作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这类文书既不体现对犯罪嫌疑人所要采取的具体强制措施，也不需要向 其他个人、机关、组织进行传递。因此，通常情况下，立案 只需要制作《立案请示报告》。该报告包括应由办案人员写明的案由、立案材料来源、已发现的犯罪事实或认为存在的犯罪事实、已确认的犯罪嫌疑人概况、立案的法律依据等和由批准人填写的审批意见。对重大、复杂案件还可以另制作《立案备查表》，以记载经检察委员会讨论立案的过程和结果。 笔者认为现行的《立案决定书》应当废除。理由有三： 第一，该文书是对《立案请示报告》文书的重复，没有制作的必要。前面已谈到，立案文书的意义在于记载某事件已作 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立案请示报告》完全可以记载立案 情况，无须再增加一份意义相同的文书。第二，该文书的标题使用不恰当。一则根据新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对出现法 定立案情形事件“应当立案”，而不象侦查终结和其他法律 监督中给出可选择的“决定”权，因此，该文书中的“决定”二字是否的恰当值得探讨；二则，立案是检察机关内部的文书，检察机关没有向其他个人、机关和组织传递的该项文书 的诉讼义务，而带有“书”字的法律文书的中“书”的含义指的是传递诉讼信息文件，由于立案文书无须传递，也就没 有必要称“书”；第三，该文书的内容不实用。一则，该文书必须填写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司法实践中在遇有未明确犯罪嫌疑人的案件立案时无法制作立案文书；二则，该文书是检察长签发，但实际工作中，由于立案不一定均由检察 长批准，且检察长也不可能对所有《立案决定书》均进行审查，这一签发手续往往是不真实的。 另外，由于立案被视为反映打击经济犯罪力度的指标， 一方面，立案时层层把关、手续繁杂，撤消案件则被视为立案不准，把关不严，致使一些经过侦查未能查明犯罪而应当撤销的案件不撤，造成了错案或其他影响检察机关威信的后 果发生；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在“初查”阶段已实际进行了大量侦查活动，但由于“初查”结果，没有犯罪事实或无法取得犯罪证据，因而未能作为立案，致使司法实践中大量已经实际进行的侦查活动的工作量得不到客观的反映。 综上所述，检察机关在贯彻和执行新刑诉法的过程中，需要对近十几年形成的经济罪案的立案观念来一个彻底的转变，准确地把握立案的法律标准，正确地理解法定审查立案 材料的含义，简化立案手续，以便于正确地执行刑诉法，依法打击贪污、贿赂犯罪。 此文发表于《政法论从》１９９６．６期 总共2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