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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简易程序系指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刑事案件可以适用的较普通程序更为简便的审理程序。在犯罪案件迅速增长、案件普遍积压与司法资源有限之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如何在保障公正的基础上适用简易程序提高诉讼效率，已成为各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我国1996年修改刑诉法时增设了简易程序；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刑诉法解释及2003年“两高”和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对简易程序进行了补充细化。同时，鉴于刑诉法确立的简易程序在实践中不能很好地实现案件繁简分流的作用，2003年“两高”和司法部出台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以此为依据展开了“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司法改革和实践。此次刑诉法修正案有关简易程序的亮点之一就是整合了现行“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的要求，在司法实践已经成熟的基础上将被告人认罪案件适用的“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吸收进来，在刑诉法上加以统一规定，进而确立了建立在被告人认罪基础上的新的统一的简易程序体系。 一、刑事简易程序修改的几大方面 1．调整了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新的简易程序不再依案件是公诉或自诉而区别对待，在适用范围上已扩张至基层法院管辖的除了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案件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以外的所有一审刑事案件；在适用条件上，不再要求必须取得检察院的建议或同意，取而代之以“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且“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另一方面，此次修正案吸收并完善了原来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进行了必要限制，明确规定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 2．赋予了被告人简易程序的启动权。此次修正案吸收了普通程序简化审司法解释的有益规定，明确将“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作为适用简易程序的前提条件之一，并且明确要求开庭时审判人员“应当告知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法律规定，确认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同时，取消了公诉案件必须由检察机关同意或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限制条件，但考虑到检察机关公诉权的司法请求权性质，又赋予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享有建议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权力。 3．提高了对简易程序审理组织的要求。此次修正案则淡化了独任制、突出了合议制，规定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可以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也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 4．明确公诉案件控方须出庭、相应调整了辩论主体。此次修正案则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同时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经审判人员许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同公诉人、自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互相辩论。 5．对庭审顺序和环节作了进一步的灵活简化处理。此次修正案则在现行刑诉法上述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不受本章第一节关于（起诉书副本、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 6．适当调整了简易程序的审限。此次修正案则在加以调和的基础上统一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二十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可以延长至一个半月。 二、正当性语境下新刑事简易程序之评价 应当说，此次刑诉法修正案对于简易程序做出的上述修改较好地处理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总体上是进步的。 首先，从立法框架来说，此次修法整合了“简易程序”及“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有关规定，在基本法层面上确立起了全新的统一的简易程序体系；从而避免了以往“普通程序简化审”在立法依据正当性上面临的批判。 其次，从对诉讼经济与效率的促进来看，此次修法大幅扩张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利于进一步实现案件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在庭审环节的简化上，相比现行简易程序，新简易程序更进一步，有利于减轻法院负担，节约司法资源；在审理期限方面，新的简易程序虽然比现行简易程序在审限上例外地有所适当延长，但较之现行被告人认罪案件所适用的“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而言，审限却是大大缩短，无疑有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 最后，从正当审判与被告人权利保障方面来看，此次新简易程序的一大亮点就在于赋予了被告人在简易程序的适用上拥有独立的选择权，符合国际简易程序立法潮流；规定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可以有效解决司法实践中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控方不出庭导致控审不分、被告人无法有效行使辩论权的弊端，有利于确保诉讼构造的正当性、强化检察院公诉职能、法律监督职能的履行、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对审理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可以在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同时有效确保案件审理的质量，更大程度上保障被告人获得正当审判的权利不受侵犯。 从比较和发展的视角以观，新法确立的简易程序仍存在一定缺憾，值得探讨。比如，从诉讼经济与效率方面来看：简易程序模式单一，能否有效解决实践中各种类型简单案件，仍有待观察；适用阶段和简化力度有限，简易程序仍局限于审判阶段，审前程序尤其是审查起诉阶段仍无适用简易程序的空间；最后，在相关配套方面，国外刑事简易程序往往辅以判决书的相应简化、被告人量刑激励的制度化、上诉的必要限制等，而我国此次新的简易程序并未予以明确。再如，从正当审判与被告人权利保障方面来看：总体上仍是职权主导型，被告人并无积极申请简易程序的权利；在简易程序的变更方面，被告人的选择权并未得到充分体现；简易程序中辩护律师的参与及作用未得到应有重视。而简易程序的正当化运行还有赖于一系列相关制度的保障，比如庭前审查的改造、检察监督的强化、法官的独立和职业化等等；在这方面相关配套仍需加以进一步改造、完善。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