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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中设置简易程序对于及时惩罚犯罪，提高办案效率，都有重要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基层院往往只关注“简易”，注重效率，忽视了对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笔者认为，程序简易固然具有其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好处，但对被告人权益的保障不能简单对待，否则有违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的理念。下面笔者结合基层院工作实际，分析梳理刑诉法条文，就如何做好简易程序庭审，提出自己的意见，以期引起读者思考。 一、庭审中告知被告人程序选择权不能简单对待 刑诉法第211条 的规定，实质是新刑诉法赋予了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和知情权，这意味着被告人不仅要充分了解这种适用程序的含义，而且也应了解适用本程序后所带来的法律后果。但在基层院中，大多数被告人文化程度并不高，可能并不了解简易程序的含义，在他们的概念中，审判员的宣读只是例行法庭的程序。以我院2012年起诉案件为例，在起诉的120人中，从文化程度上看初中以下占86.6%，从职业上看农民占71%。以2013年1-5月份受案为例，在受案的31人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77%，农民占80.8%。 因此，笔者认为，审判员在宣读刑诉法第211条时，还应当补充叙明告知被告人两个条件（1）被告人对检察机关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并且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当庭认罪态度较好的，可以从宽处理；（2）被告人若对犯罪事实有异议或者不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以此明确适用简易程序是被告人的主动权，而不是被动接受。检察机关应当对审判员宣读适用简易程序规定予以监督，以确保在庭审中被告人能够真实的享有程序选择权和知情权，切实解决被告人认罪以适用简易程序的真实性、自愿性问题，使其得到程序法意义上的实际利益。 二、对证据的出示不能简单的对待 （一）我国刑诉法第213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受……出示证据……规定的限制”。人民检察刑诉规则第469条又规定：“公诉人出席简易程序法庭时，应当主要围绕量刑以及其他……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根据案件的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出示证据”。上述规定，往往给人一种错觉，即在适用简易程序的庭审中，为了切合“简易”的标准，公诉人对证据的出示可以予以省略或者对定案的证据不予举证。笔者认为，对影响定案的证据都应当出示。刑诉法第48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刑诉法第193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换言之，对于定罪量刑的证据必须经过法庭质证，让被告人知悉并得到被告人的确信才能成为定案的依据。可以说，证据的出示是在确保证据合法性依据的基础上保障被告人知情权的体现。 （二）如何在新刑诉法背景下正确适用简易程序中的证据出示内容，更好地理解、适用新刑诉法，笔者认为，应当简化出示证据的过程，但简化不等于简单化的省略，而应把握以下几个原则（1）可以只宣读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关键证据，其他证据可不宣读；（2）可以只宣读证据的种类、名称、来源以及证实了什么这些简要的基本情况，对于证据所摘录的具体内容不必宣读；（3）在证据种类较多时可分类出示，对同类证据可以并列宣读、一并概括证明内容的形式进行宣读。 三、庭审中的法律教育与普法宣传不能简单对待 公诉人在发表公诉意见时，通过深刻阐述剖析被告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犯罪原因，特别是在旁听人员较多的情况下，不仅促使被告人当庭认罪，也能够警醒大众知法、懂法、守法。因此，笔者认为，简易程序的庭审也应把法制教育与普法宣传作为一项重要的庭审内容，让被告人自愿认罪伏法，让旁听者接受法律教育，既能达到案件办理的最佳教育效果，也能形成良好的法治社会环境，真正实现庭审应当具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不过，警示教育应当做到言简意赅、重点突出、有的放矢，以契合简易程序对诉讼效率的要求。 河北省沽源县人民检察院 李毓胜、张红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