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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统计的数据显示，2006年上半年，该院受理的执行案件为2793件，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占21%，其中竟有67%的和解协议最终没有履行。据笔者了解，其他法院的情况也与之相差不离。执行和解自动履行率之所以如此低下，原因虽多样，但其缺乏可诉性当是滋生该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执行和解协议应否具备可诉性的问题，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一直在争论不休，由此形成了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在原债权债务基础上所设立的一种新的债的关系，是具有实体法上效力的合同，如有违反，相关当事人可以此为据另行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执行和解协议只是原债权债务关系的延续或执行过程中履行方式的变更，其依附于原生效法律文书，若以执行和解协议作为向法院另行提起诉讼的依据，实际上是对同一个案件的第二次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 笔者认为，从法院执行实践以及维护执行和解协议权威性等方面来考量，应支持第一种观点。因为，其一，第二种观点易助长规避执行的歪风。被执行人在违反和解协议而又无需担责的情况下，易将执行和解制度当做迟延履债和规避法院执行的工具。其二，执行和解协议符合新合同构成的基本要素，当具备独立诉权。和解协议是当事人在原债权债务的基础上所设立的一种新的债的关系，其无论是在成立的时间还是履行的期限等方面，都较原债权债务有所不同，完全符合一个新的合同要件。故，尽管和解协议与原合同债务具有密切联系，但仍然可以认为是两个不同的合同关系。执行和解协议既然能够作为一个新的合同，那么其自身所本应拥有的诉讼地位便无需再依附于原有的债权债务关系，法律理应保障其诉权的独立性，法院即不得以一事不再理为由拒绝对其进行裁决。 另外，若将确认之诉的配套与设计赋予执行和解之诉，则既能达成增强执行和解协议的约束力，又能有效保障申请执行人权益之双重目的。即法院只需审查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确认合法有效的，再审查相关各方是否对此存在违约行为。确认有违约行为的，法院则依此判决违约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或损害赔偿责任。若存在和解内容中担保无效等其他法律关系的，则应审查和解各方对此有无过错，以及确认各自应当承担的过错责任等。 如此一来，使得执行和解之诉完全独立于原执行案件。执行和解协议未予自动履行的，申请执行人即可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法院决定恢复执行后，与之并行不悖的是，申请执行人还可同时提起执行和解之诉。因执行和解之诉的裁决结果，系有违执行和解协议而新生的违约责任或损害赔偿责任，其与原生效法律文书所含权益，无论是在时间节点上还是在所依附的法律关系上，都具有其完全的独立性，两者之间不会产生交叉替代性，既不会出现重复执行的尴尬，也不会出现申请执行人败诉所可能带来的法律文书上的冲突。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