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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解释论视野下作证义务的豁免条件 ——兼论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理解与适用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其中规定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有作证豁免权。但是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这种作证豁免权的理解存在分歧：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还是有作证的义务，但是可以不出庭接受交叉询问；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既有权选择不出庭作证，又有权拒绝接受办案人员向自己了解案情。下面将从目的解释论的角度出发，就如何理解与适用这一法律条文进行粗浅的分析。 “亲亲相隐”的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肇始于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根据现有的史料，最早关于“亲亲相隐”的思想记载于《论语·子路》记载：“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可见，孔子对发自人内心深处的自然情感十分看重，父子有亲是内心的真实情感，“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违背了人的“亲亲相爱”、“亲亲相隐”的天性。这种“亲亲相隐”思想对我国的法律制度一直有着很大的影响。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废除这一制度，新中国法律规定“任何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司法实践，很多有识之士发现，“亲亲相隐”属于本土文化，得到法律的支持会有利于家庭和谐。最终在《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时候采纳了“亲亲相隐”思想，其具体体现就是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不得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正确理解这一规定应当从立法目的出发，即是否能够达到“亲亲相隐”的目的。 首先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是否有作证的义务。如果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还是有作证的法律义务，那么，实际上就没有达到“亲亲相隐”的目的，因此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应当具有作证豁免权。也就是说，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强制出庭作证”应当做扩大解释，即出庭作证既包括到法庭作证，又包括接受侦查人的调查取证。其次，当被告人的近亲属主动接受了侦查机关的调查取证并且对被告人做有罪指控的时候，实际上无论近亲属是否出庭接受询问都对家庭和谐构成了伤害，在这种情况下，“亲亲相隐”的目的已经落空。如果被告人要求近亲属出庭作证，近亲属仍然不出庭接受询问的话，一方面会导致家庭更加不和谐，另一方也违背了关于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询问的法律规定。因此，我们需要对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做反对解释，即只要近亲属对被告人作出了有罪的指控，那么，近亲属已经放弃了作证豁免权，一旦被告人要求近亲属出庭作证，近亲属就应当出庭，拒不出庭的，同样应当强制出庭，这也是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告人合法权利的要求。 综上所述，我们对于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应当全面理解，而不能断章取义，即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应当具有作证豁免权，不但有权选择不出庭接受询问，而且有权拒绝侦查机关的询问；如果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在侦查机关调查取证的时候放弃了作证豁免权并对被告人做有罪指控，那么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就丧失了拒绝出庭作证的权利，一旦被告人要求其出庭作证，就应当出庭接受交叉询问，拒不出庭接受询问的，人民法院应当强制其出庭作证，否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法庭对其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的，该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在侦查阶段所做的关于被告人有罪的证言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定案的依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