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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2013年2月21日,李某将其所有的一辆八成新两轮摩托车在某典当行典当,典当行老板支付给李某3800元人民币作为当金。同年7月7日李某路过该典当行时要求试骑该摩托车,谎称若性能仍好就当即赎回该车,典当行老板应允,随后李某将摩托车骑走,至案发时未归还摩托车,亦未赎回该车。 分歧意见:对李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李某试骑摩托车,谎称若性能良好便赎回该车,典当行老板同意后,李某将摩托车骑走,但“一去不复返”。李某先有主观上非法占有之故意,后有虚构事实的客观行为,骗取典当行老板信任而处分摩托车(也即同意李某试骑摩托车)从而非法占有该摩托车,应认定为诈骗罪,诈骗金额以该车在案发基准日的鉴定价格为准。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李某骑走并一直不予归还亦不赎回的摩托车系其放在典当行用于典当之物品,其所有权仍为李某所有。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诈骗行为指向的对象应为他人或单位所有的物品。本案中,李某虽然虚构事实,但其“骗取”的财物为自己所有,李某虽有行骗之意,但客观上其取得的摩托车为自己所有财物,自己具有所有权的财物不可能成为自己实施诈骗行为时的对象标的物,故李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但认定其诈骗数额与第一种意见不同。李某采用虚构事实的手段,骗取典当行老板的信任从而骑走摩托车并一直不予归还,亦无赎回该车,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但其诈骗的财物实质上为典当行老板支付给李某的3800元当金,因为摩托车本系李某所有,3800元才是其非法所得。 评析:本案有个关键问题,即该摩托车与3800元人民币的性质。根据案情,该摩托车系李某在典当行典当之物品,根据2005年4月1日起施行的《典当管理办法》规定,所谓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由此可知,典当并没有转移所有权,只是该摩托车的占有状态发生了转移,典当行合法占有。故摩托车在典当期限内仍为李某所有,典当行老板支付的3800元现金为当金。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李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诈骗金额以该车在案发基准日的鉴定价格为准。理由如下: 无论是所有权还是一定占有关系均受刑法保护,行为人骗取他人占有的本人财物是否构成诈骗罪,应当根据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进行分别处理。第二种意见本质上强调的是只有客观上侵犯了财产所有权才构成犯罪,为结果无价值论。虽然我国现行刑法偏重于客观主义立场上的结果无价值,但行为无价值仍是其考虑的对象。张明楷教授认为,应当采取以结果无价值为基础,同时考虑行为无价值的立场,即既坚持社会危害性的内部结构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观点,同时又重视其中的行为的侵犯性。因此,在认定犯罪的过程中,一方面应从客观后果上来把握社会危害性,另一方面应从行为本身,诸如行为手段、行为目的上考量其规范违反性。在这一点上,第二种意见有失偏颇,第一种意见从李某的客观行为考量其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后而认定其构成诈骗罪,做到了主客观相统一、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相统一。 第三种意见虽认定李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亦存在不合理性,主要是没弄清李某的行为本质上侵犯的是典当铺老板对摩托车的占有关系。当金3800元是李某其通过典当这种合法行为而取得的合法财物,不能因为李某后续的诈骗行为而认定当金为诈骗行为指向的对象。第三种意见与第二种意见都存在相同的弊端,即一刀切的认为只有客观上侵犯了财产所有权才构成犯罪而不论主观目的,不同的是,第三种意见误将当金作为诈骗行为指向的对象。 但要注意的是诈骗罪在定性时有数额限制。根据2011年4月8日两高《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3000元至1万元以上,应当定为《刑法》第266条规定的“数额较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若该摩托车的鉴定价格未达到本地区的“数额较大”起点,则李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作者单位: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检察院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