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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阮齐林 案情：2012年8月至9月，孙某、蒋某等人伙同高速公路收费员李某、马某等人，利用李某等人当班收费之机，驾驶小汽车从距离收费站最近的高速入口驶入，然后与途经收费站的长途货车交换高速公路通行卡，李某等人按交换后的通行卡收费放行。孙某、蒋某等人共实施作案225次，从长途货车司机处收取费用合计20余万元。李某等人按照每参与作案一次获得100元的比例进行分赃。 分歧意见：关于本案的定性主要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孙某、蒋某等人伙同李某、马某等人隐瞒真相，骗得数额巨大的通行费，构成诈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孙某等人的行为应为诈骗罪，而李某、马某等人在收受他人财物后，对不应当放行的车辆予以放行，属于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应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孙某、蒋某等人与李某、马某等人的行为应当以职务侵占罪共犯论处。理由是：虽然孙某等人实施了调换通行卡的欺骗行为，但李某等人对此是明知的，并非由于陷入错误认识放行。同时,孙某等人获取财物的手段并非靠隐瞒真相，而是利用李某等人职务上的便利，因此,孙某等人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偷逃的通行费应属于高速公路公司，对李某等人来说属于“本单位财物”。而李某等人获取的好处费实际上是对偷逃高速费的分赃，不是孙某等人的贿赂，由于共同实施了侵占高速公司财物的行为，孙某、李某等人构成职务侵占罪共犯。 （案例提供：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王绩伟，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检察院蔡科臣） 专家评析 孙某、蒋某、李某、马某等人以及货车司机构成何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首先，孙某等收取货车司机的钱有三个作用：第一，交换高速公路通行卡；第二，买通收费员；第三，招徕货车司机合作。孙某、蒋某等人收取的钱是货车司机的，属于其帮助货车司机逃费的违法所得。货车司机私下付给孙某、蒋某帮助逃费（包含收买收费员放行）的钱，不是高速公司的财产。货车司机偷逃的通行费并非被李某、马某等人侵占，而是被货车司机漏交而已，货车司机仍有补交通行费的义务。而李某等人虽然是从孙某等人处获取好处费，但由于所收取的费用不是高速公司的财产，就不存在职务侵占的可能，孙某等人与李某等人更不会构成职务侵占罪共犯。 其次，孙某等人对李某等人参与作案一次给100元，应属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因为孙某、蒋某“包办”货车司机逃费事宜，其向货车司机收取的费用，既包括提供短途卡的费用，也包括买通收费员的费用，买通收费员只是从货车司机收取费用的一部分。孙某等收的钱并非都用于行贿，所以孙某等人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金额为孙某送或收费员收的金额。而李某等人收受好处的行为，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再次，如果货车司机对孙某、蒋某等人已买通收费员一事知情，表明货车司机与孙某、蒋某等人共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成立共犯。如果货车司机对此不知情，则不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共犯，而成立诈骗罪未遂。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可知，使用伪造、变造、盗窃的武装部队车辆号牌，骗免养路费、通行费等各种规费，数额较大的，依照诈骗罪定罪处罚。虽然货车司机实施了诈骗行为，但由于本案中收费员并未上当受骗，放行是故意行为，故货车司机的行为属于诈骗罪未遂。有观点提出，能否认为刷卡放行的机器代表公司（类似于银行取款机）而受骗。我认为，不存在欺骗机器放行问题，因为长途车是否冒用短途卡依赖于收费员的人工识别，机器无法识别冒用问题，所以，还是由收费员操纵机器放行。 最后，对于孙某等人帮货车司机逃避公路费的行为如何认识。我认为，孙某等人既没有欺骗收费员，也没有违背意志窃取，不属于诈骗或盗窃。对能否认定盗窃来说，一是财产性利益是否能成为盗窃罪对象本来就有争议，二是少交费并不违背收费员的意志。如果高速公司是国家出资企业，收费员故意放行造成公司财产利益损失的行为，可能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数罪并罚。此时，孙某、蒋某等人可能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共犯）。 综上所述，货车司机如不知收费员已被收买情况，给孙某等人钱，换卡过站，偷逃高速费达到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未遂。如货车司机知情，则实际上是与孙某、蒋某等人共同买通收费员，故与孙某等人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共犯。李某、马某等人收受好处，数额较大的，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还可能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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