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泄露不能无人负责

　　个人信息泄露往往面临“无人负责”的局面，看似很多环节、很多部门都有责任，实则所有的后果最后都由当事人自己来承担。

　　据报道，明星的航班信息倒卖在微博上司空见惯，随意搜索就能找到数十个倒卖账号，具体的价格则根据明星名气大小和受欢迎程度有所区别。单条航班信息普遍行情是15元至30元，如果肯花300元即可查询“民航旅客订座系统”。

　　从山东准大学生徐玉玉被骗引起猝死，到清华大学一教授被骗1760万元，再到明星的航班信息被肆意倒卖或随意查询，一段时间以来，公众个人信息泄露成为舆论焦点，并由此引发普遍的社会焦虑。不少人对周边环境充满戒心，有的甚至把公检法等部门的正常来电误认为是诈骗电话，造成新的“次生灾害”。

　　公众个人信息泄露的路径有多少？有媒体分析北京市各级法院近6年的相关案件发现，掌握这些信息资源的快递、网购、物业、教育等机构是信息泄露的源头，而保险、理财、房地产中介等行业以及职业倒卖人则是这些信息的主要购买者。这还不包括民航、通信运营商等更加庞大的行业产业体系。

　　可以说，采集或接近个人信息的机构和部门等，均有可能成为公众个人信息泄露的出口。相关机构掌握的公众个人信息量越大，其需要肩负的保护责任也就越大。在北京各级法院公开的判例中，涉及泄露信息量最多的一起案件达到了惊人的1.3亿多条。个人信息的大面积泄露，不仅给当事人带来很大困扰甚至财产与生命的损失，也极大地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在信息时代，必要的公众个人信息采集是保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需要，是一种信息红利的分享。但采集机构有责任，也有义务保管好这些信息，从契约角度讲，采集就意味着一种承诺、约定。公众通过提交个人信息获得相应的服务便利，而相关采集机构则应该履行保密的义务与责任。唯有恪守契约，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信任，不然，信息即鸿沟，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信任崩塌。

　　以民航而言，不管是“内部人”作祟，恶意出卖航班信息，还是售票系统安全意识差，通过转链接等形式泄露信息，抑或是系统被攻陷，作为管理部门均责无旁贷。特别是，当倒卖航班信息已经成为一条“成熟”的生意链条，表明该系统已经面临一定程度的治理失效，有必要从根本上强化管理。同样，电信诈骗频发也与相关部门管理责任不落实关系甚大。监管部门理应积极作为，在提供便利的同时要考虑到防范恶行，不能纵容一些企业只顾拓展业务而无视公众权益的唯利是图。

　　当然，若要斩断个人信息泄露背后的利益链条，从根本上看，还是要强化法律惩处。目前,个人信息泄露往往面临“无人负责”的局面，看似很多环节、很多部门都有责任，实则所有的后果最后都由当事人自己来承担。尽管目前刑法中有关于“出售、非法提供公众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公众个人信息罪”的定罪与量刑的内容，但对于何为“公众个人信息”“非法获取”“情节严重”等关键内容均尚未明确。说到底，公众个体的安全感是一个社会稳定有序的基础。公众有不被随意打扰、肆意侵犯、恶意欺诈的权利，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