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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裁判文书上网必然面临多种权利的冲突。离婚案件裁判文书一律不上网的规定，更多地体现了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中国裁判文书上网制度，全面铺开至今已有近3年时间，如今迎来了“大修”。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新修订的《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明确5类司法裁判文书不得上网，其中就包括：离婚诉讼的裁判文书或者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监护的裁判。 此外，还规定，对于不公开的裁判文书，除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的以外，要求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案号、审理法院、裁判日期及不公开的理由。 有人戏称：“王宝强的离婚判决，将不会上网公示，太遗憾！”其实，司法裁判文书上网必然面临多种权利的冲突。这涉及公众知情权与公民隐私权、公众知情权与公民个人信息资料权之间的平衡，的确要细心拿捏。 2013年11月，全国统一的司法裁判文书公布平台正式亮相，平台一开始就明确“上网为原则，不上网为例外，不上网的要办理审批手续”。这一平台让全国法院的裁判文书置于全民的围观之下，这为公众监督审判工作提供了畅通的渠道。这一技术变革也成为“以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的撬棒。 不可否认的是，近三年以来，中国司法公开的成绩斐然。但是，司法裁判文书全面上网也带来了新问题。比如，就有当事人要求撤下自己的离婚判决书，因为失败婚姻的信息（虽然有“匿名处理”，但是很容易被熟人识破的）在网上公开后，邻里皆知，严重影响了自己和年幼孩子的日常生活。还有当事人表示，自己打的劳动官司虽然赢了，但是因为判决书的公开，自己反而不好找工作了。 其实，从制度一开始，司法机关就考虑到隐私权保护问题。这次的《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和三年前的规定相比，差别主要在于：原规定要求婚姻家庭案的判决应该上网，但必须对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的姓名进行“匿名处理”；而这次则是明确规定离婚案件裁判文书一律不上网。 这次的规定更多地体现了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而对于公众知情权进行了适当的抑制。应该看到，中国的三大诉讼法都是明确“判决公开”的原则，这也是司法公开的应有之义。但是“判决公开”与直接放到在人人可以轻易检索获取、复制的电子平台，无论从影响范围、可获得性来说，都有很大的差别。 行政法有所谓“比例原则”，行政手段强烈程度应该与行政目的成“比例”，以实现“最小伤害”。同时，判决书上网也当有“比例原则”，对于那些关乎社会正义、国计民生的判决，的确应该强化其“可获得性”，方便公民了解、监督；但对于离婚诉讼等更多涉及公民私权，特别是隐私权的，未必需要如此强化“公开性”。 从另一个方面说，“判决公开”也是在实施法治的引导、教育功能，对于违法、背约、侵权方的行为公开揭示，有利于鞭策责任人在今后的行为中遵守法律。但离婚诉讼中很多涉及夫妻之间的情感恩怨，未必有这么多的法治教育意义，不适当的披露反而沦为“偷窥门”。 总之，中国司法裁判上网在2013年迈出那个历史性的一大步之后，结合近年发现的新问题，对于涉及离婚等隐私案件，在公开性上做一定“收缩”，也属正常。希望大家摆正心态，把判决书上网当作中国法治进步的标杆，指望窥私、“扒八卦”的还是散了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