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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对人类文明进步之结晶与精华的吸收继承和发扬光大，是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伟大创造。 古代希腊是人类法治文明传统的故乡 人类关于法治的思考和实践，早在公元前700年前后就已经开始了。古代中国的管仲、李悝、商鞅、韩非等法家学派，古代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法治学派，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而对后世影响最大，并为形成人类的法治传统奠基的则是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一书中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段话，被后世学者称为“良法之法治论”，奠定了西方法治传统的基础，开创了人类文明尤其是法律文明进步的道路。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既是对古代希腊法治实践的总结，也是这一实践的经典表现。在古代希腊，尤其是雅典，经过公元前8世纪提秀斯（Theseus）改革，前621年德拉古（Draco）改革，前594年梭伦（Solon）改革，前509年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以及前443至前429年伯里克利（Pericles）改革，在雅典逐步建立起了城邦民主制度。该制度包括立法民主（全体公民参加的民众大会制定法律）、执政民主（通过民众大会选举政府）和司法民主（通过陪审法庭审理案件）等基本要素，而这一制度的基础，则是法治。因此，古代希腊城邦国家的法治实践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为西方法治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宪法基础。 法治文明传统在古代罗马得以奠基、弘扬 进一步将古代希腊的法治遗产继承并发扬光大的是罗马执政者、思想家和法学家，他们在四个层面上发展了法治的理论和实践： 第一，罗马人将古代希腊的自然法思想予以展开，并融入罗马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之中。在古代希腊，斯多噶学派（The Stoics）提出了“自然法”（law of nature）的思想，强调有一种体现正义的、基本和终极的法则，统治着整个人类乃至动物界，这些法则的总合就是自然法。罗马思想家西塞罗（Cicero）继承了这一学说，并予以展开。他认为，自然法是与自然即事物的本质相适应的法，其本质为正确的人类理性，它是永恒的，适用于一切民族。自然法的效力高于实在法（人定法，即各民族制定的法律）。实在法必须反映和体现自然法的要求。在亚里士多德“良法之治”理论的基础上，西塞罗强调“恶法非法”，强调法律必须体现正义和公正，而人类的立法与司法活动，必须以自然法为指导。从自然法的定义中，西塞罗还演化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即只要在“世界国家”的大家庭中，共同服从“自然法”的人，不论其原来的国别、种族、社会地位如何不同，即便是奴隶，也都是“与上帝共同享有理性”的公民。 第二，初步形成依法治国的思路，试图用系统完整的法律体系来治理国家。公元前451—450年，罗马制定了西方世界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表法》（Lex Duodecim Tabularum）。之后，又先后制定了李锡尼乌斯—赛克斯提乌斯法（Lex Licinia Sextia，前367年），波提利阿法（Lex Poetetia de nexis，前326年），荷尔田希乌斯法（Lex Hortensia de plebiscitis，前287年），阿奎利亚法（Lex Aquilia，前3世纪初），阿提里法（Lex Atilia，前2世纪初），亚提尼法（Lex Atinia，前2世纪中叶），艾布第法（Lex Aebutia，前2世纪），考尔乃里法（Lex Comelia，前81年），发尔企弟法（Lex Falcidia，前40年）等法律，形成了市民法体系。与此同时，又在最高裁判官告示的基础上发展起了最高裁判官法（Jus Honoralium，前366年以后），在外事裁判官告示的基础上发展起了万民法（Jus Gentium，前242年以后）。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帝国内部的各个阶级和阶层进行调整、规范，初步形成了法治国家的雏形，为西方法治传统注入了周密的制度性要素。 第三，提出了法律实施的目标是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并将法学定义为“正与不正”的学问。如《十二表法》的许多内容，就体现了追求公正的良法的进步性，如第九表规定了立法者不得为个人利益立法，贪官污吏应受到严惩，任何人非经审判，不得被处死刑；第八表限制了高利贷，每月利息不得超过1%；第三表规定了还债的30天“恩惠期”，体现出对债务人的人性关怀等。同时，《十二表法》冲破了贵族对法律知识和司法权的垄断；设表分条地把不同的法律规范按类分别汇集，条理比较清楚；确定了适合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一定的诉讼形式；比较注意条文之间的联系和一致性，等等。之后的立法，进一步提升和完善了《十二表法》的这种追求。正是在此基础上，罗马法学家将法律定义为公正的艺术，并将法学的精髓概括为“正与不正”的学问。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时期编纂的《学说汇纂》（Digesta）将法学家的这一定义记录了下来，并由11世纪以后在意大利博洛尼亚（Bologna）大学形成的注释法学派所注释、解读和传授，从而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 第四，形成了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人权，主要是财产权），在法律上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实际上，罗马早期的法律中，对私有财产或者说个人财产所有权的法律保护也是不充分、不平等的。当时法律中存在着市民法所有权、裁判官法所有权和万民法所有权等不同的所有权形态，法律依此给予不同的保护。随着罗马法治社会的进步，公元212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211—217年在位）颁布了著名的《安敦尼努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将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民（包括外邦人），这样，不同种类的所有权之间的差别就开始消除，罗马人在财产上的法律平等才真正得以实现，从而带来了所有自由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的真正实现。而个人财产所有权得到国家法律的平等保护，就使个人通过奋斗获得财产的劳动得到了尊重，私有财产神圣性也得到了彰显。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开始萌发，并成为罗马法上的一个重要价值观，成为罗马留给后世的法律遗产之一。 中世纪以后人类法治文明传统的进步 对于古代希腊、罗马开创的人类法治传统，以后的各代思想家进一步对其进行补充发展，使其日益丰富和完善。在这一过程中，第一位作出贡献的就是中世纪欧洲神学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他在《神学大全》一书中明确指出：所谓法，“不外乎是对于种种有关公共幸福的事项的合理安排，由任何负有管理社会之责的人予以公布”。这一观点，丰富了亚里士多德法治定理中“良法”的内涵，也为后世的功利主义法学和社会学法学的诞生提供了启示。 进入近代以后，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鼓吹和宣传之下，西方法治理论进一步得到张扬，其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如英国思想家洛克（J.Locke）在《政府论》一书中，就明确指出：“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凭他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也不能以地位优越为借口，放任自己或任何下属胡作非为，而要求免受法律的制裁。公民社会中的任何人都是不能免受它的法律的制裁的”。而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C.L.Montesquieu），花了20多年时间完成了巨著《论法的精神》，详尽阐述了“法律应该是对一切人而制定的。”“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之后，经过法国思想家卢梭（J.Rousseau，提出“主权在民”，“法律是公意的体现”），美国汉密尔顿（Hamilton）和麦迪逊（Madison）等联邦党人（提出了美国式的法治模式），以及英国宪法学家戴雪（Dicey，提出了普通法和普通法院至高无上）的补充完善，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而德国法学家斯塔尔（F.J.Stahl，1802年—1861年）和迈耶（Otto Mayer，1848年—1924年），在吸收英、法等国法治思想的基础上，不仅明确提出了法治国家（Rechtsstaat）的概念（法治国家是德语中最先使用的一个术语），而且对其内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斯塔尔和迈耶认为，法治国家包含三个要素：一是法律的法规创造权；二是法律优位，即法律至上；三是法律的保留，即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事项，只能由法律来规范，而行政机关无权作出规定。之后，经过后世学者，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著名自然法学者富勒（Fuller，提出了“法治八原则”）和英国法理学者拉兹（Raz，提出了“法治八要素”）的发展，法治的内涵进一步成熟，确立了如下四个基本标准：（1）通过法律保障人权，限制政府公共权力的滥用；（2）良法的治理；（3）通过宪法确立分权与权力制衡的国家权力关系；（4）确立普遍的司法原则，如司法独立、无罪推定等。 结语 从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内容来看，上述西方法治文明成果中的精华，我们都已经予以继受，并加以发扬光大。如《决定》强调了“法治”的极端重要性：依法治国，“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强调了实现依法治国的法，必须是良法：“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为了使良法得到严格执行，《决定》强调必须强化法律实施环节：“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强调审判独立和司法公正，“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规定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决定》还对依法治国的氛围营造、国民法律素养提升以及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等进行了比较详尽的阐述。而所有这些规定，尤其是在强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已经超越了西方法治理论的范围，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推进法治的措施以及伟大实践，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成果必将对人类的法治文明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史研究院院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