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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缓解案多人少矛盾，节约司法成本，努力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最大限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我们应该将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化内核引入中国，形成中国的认罪协商机制。 一个刑事案件的公平正义，除了实体上准确定罪、罪责刑相适应，也包含程序上的快速、高效，而后者不仅是案件公平正义的需要，也是缓解目前司法中案多人少困境，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 7月29日，中央政法委举办第三次全国政法干部学习讲座。此次会议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会上指出：“要统筹实施相关配套改革，推进繁简分流，扩大速裁程序适用范围，探索实行认罪认罚从宽等制度，有效缓解案多人少矛盾，节约司法成本，努力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最大限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对于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检察机关与其就刑事责任问题进行协商谈判达成一致意见，从而对其在实体上从宽，在程序上从快、从简处理，对此，目前权威的称呼是“认罪协商机制”，该机制是借鉴了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Plea Bargaining）。辩诉交易制度发端于英美法系国家，但是由于其自身的优点，在德国、意大利等大陆法系国家也得到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发展。 辩诉交易的优点在于：一是可以促成大量刑事案件的快速解决，缓解刑事司法资源的严重不足；二是可以使检察官避免败诉的风险；三是极大地减轻了当事人的讼累。对辩诉交易是不是应该引入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两种观点，否定的观点认为：该制度与大陆法系刑事诉讼的“实体真实”理念与中国人的正义观不符。其可能掩盖事实真相，导致轻纵犯罪或冤枉无辜的后果，使公平正义原则难以实现，导致量刑上的不平等，并且可能损害被害人的权益。肯定的观点则认为：司法资源是有限的，追求绝对的实体真实与无限正义是一种理想状态，如果不计成本、不计时间、不惜代价地追求实体真实将会导致大量案件的积压、处理时间的冗长拖沓与诉讼程序的复杂化。而且侦查的客观规律表明，并非所有的事实真相都可以查清，在基本事实清楚但是又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或者确实充分的情况下，通过认罪协商使犯罪者得到惩罚，虽然不一定完全罚当其罪，但是避免了犯罪者逍遥法外，至少实现了犯罪即有惩罚的正义。 公平是正义的核心，对效益和公平的选择是刑事政策必然面临的问题，因为公平和效益有时是互相矛盾的。在面对这对矛盾时，如上面的争论一样，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往往持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政策选择，而且争论不休谁也难以说服谁。其实，效益与公平的最佳选择就是使社会既有效益又有公平。如何做到呢？刑事政策在选择公平与效益时要注意为刑法（刑罚)设计最经济的运行成本，减少不必要的资源耗费，在司法实践中要不断探索能够降低刑事运行成本的新方法，如轻刑快审、辩诉交易等等。总之，要在追求公平和正义时划定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就是其成本不能大于它们本身的价值。 借鉴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化内核，形成中国的认罪协商机制，有以下问题需要说明： 首先，关于案件范围问题。从实践来看，不少司法机关在试点工作中将案件性质简单的轻罪案件纳入协商范围，对于重大刑事案件较少。应该扩大案件适用范围，有人提出：除危害国家安全、故意危害公共安全、黑社会性质犯罪以及被害人不谅解的严重暴力犯罪等少数严重刑事犯罪之外的案件都可以是协商解决的案件。笔者同意以上观点，当然，在实践中可以分两步走，除轻微犯罪之外，先将贪污贿赂犯罪、侵犯财产犯罪纳入其中，在取得一定效果后再扩大到除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和黑社会性质犯罪之外的其他犯罪。 其次，适用的条件。一是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从快处理，符合恢复性司法的要求，“有助于解决刑事矛盾，体现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有助于协调国家法与民间情理的关系，有助于实现解决矛盾手段的多元化”。二是对基本事实清楚，但是达不到确实充分的案件，通过认罪协商，既达到打击犯罪、预防犯罪又提高效率、节约成本。三是，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不仅定罪问题不能协商，而且不宜以行为人认罪换取对行为人减少犯罪事实、降格处罚等。 最后，适用的程序。一是刑诉法应该在简易、普通程序之外规定明确的协商程序，对案件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程序等作出明确的规定。二是协商可以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也有人提出：在理论上，在审查起诉阶段到法庭辩论终结前都可以视其情况进行认罪协商。笔者认为，从中国司法现状来看，先采取在审查起诉阶段协商为宜，待条件成熟以后再扩大到审判阶段。三是程序上要求从快、从简。可以采取起诉从快、从简，庭审（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从快、从简，法院判决从快、从简的方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