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拾得人利益表达有章可循、失主给予报酬有据可依，双方才会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在一定意义上，法律对获酬权的肯定，也是在用激励的方法来培养公民的德性。 近日，刘先生和女友在乘坐优步车辆过程中，不慎将钱包遗落在车上。此后他们接到陌生人来的信息，称给1500元就还钱包。因双方未达成一致，对方竟将钱包挂在网上拍卖。 一直以来，拾金不昧被誉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甚至成为衡量人们道德素质的一个标准，因而“拾金索酬”被认为是有失道德。 然而，在笔者看来，从拾金不昧到“拾金索酬”，既是社会变迁的缩影，也是价值观念转型的产物。况且，物权法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也就是说，拾得人的“拾金索酬”权利，是符合法理的。 并且，“拾金索酬”与弘扬传统美德不仅不矛盾，还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毕竟，这既弘扬了助人为乐精神，又体现着知恩图报美德。当然，倘若拾得方执意不要自己支出的费用，更是对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尊重。 现阶段，“拾金索酬”亟须法律划线。因为所谓的“必要费用”仍缺乏一个明晰的执行标准。同时，现实中，存在着拾得人扣着别人的东西不还，或者向失主强行索要较高的费用等现象，相关拾得人轻者构成民法上的侵占，重者则有可能构成侵占罪。换言之，“拾金索酬”与违法犯罪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一旦越过红线，好事就很可能变成坏事。 因此，笔者认为，在我们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今天，有必要将获酬权立法付诸实践。只有明晰权责边界，将“拾金索酬”纳入法律轨道，“拾金索酬”才会更具操作性；只有拾得人利益表达有章可循、失主给予报酬有据可依，双方才会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在一定意义上，法律对获酬权的肯定，也是在用激励的方法来培养公民的德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