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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访排名始于2005年1月制定实施的《信访条例》。根据该条例的规定，各级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对于信访工作中失职、渎职行为，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这种排名式通报成为悬在基层镇府头上的一把利剑。在基层政府，各级党政领导人成为信访责任人，其辖区访民进京上访次数与干部升迁挂钩。这政绩考核的压力下，基层干部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这种压力又以不同方式转嫁到访民头上，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信访制度改革的号角，信访排名取消后悬在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复存在，升迁压力大大减轻，基层信访如何面对信访排名取消背景下的工作？由此提出本课题的三个问题：信访排名取消基层信访工作的开展效果如何？取消信访排名地方如何重视信访工作、会出现哪些问题？信访排名取消后基层矛盾如何化解？ 本课题以武汉市江夏区为例，借助江夏区政府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志愿者协会成立信访服务团的契机，以信访排名取消背景下基层信访工作开展的现状调研及问题对策为研究对象，力求通过对基层信访工作的探索，为基层信访工作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改革 信访排名 基层信访 信访服务团 现状调研 问题对策 一、选题依据 （一）选题背景 1.信访制度在社会管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信访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和传统的政治制度安排。早在《周礼》里就有“肺石听辞” 、“路鼓之制” ，这是百姓向皇帝、中央机关上访的最早记载。路鼓后来演变为“登闻鼓” 、“鸣冤鼓”、“邀车架”等不同的方式。明清时期“京控” 则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以上都是我国信访制度的雏形，在封建社会成为普通民众向社会顶层表达诉求的一种手段和渠道。新中国建立至今，尤其是对正处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社会，面对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面对各方利益相互交织、多方诉求碰撞积累的现状，信访制度作为一项适应中国社会转型期需求的制度，在公民权利救济、政治参与、民主监督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信访制度俨然成为社会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发挥着维护社会和谐、保障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 2.中国信访排名的产生 “信访排名”制度始于2005年1月，措辞严厉的《信访条例》修订完成，并从2005年5月1日起施行。根据这部《信访条例》的规定，各级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对信访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 国家信访部门每月会对各省(市、区)“非正常上访”人次数进行排名，各省市信访部门也会对各地市排名，直至县市及乡镇政府。由于信访案件多发于基层，县市级及乡镇政府的信访工作，随即成为对当地党政干部政绩考核的指标之一。这一指标又逐步演化为：各级党政领导成为信访责任人，其管辖的辖区内访民进京上访次数与党政领导的升迁直接挂钩。 3.信访排名背景下基层信访工作的表现 （1）“盯访”。每逢重大节日或者会议期间，各地政府往往会加倍重视。各地基层政府置日常工作于不顾，分成若干小组专门对付上访“钉子户”，也就是常说的“盯访”。 （2）“截访”。平时派人驻守省会城市、首都，对于出现的属于本辖区的上访者采取截留、遣送等手段，这是所谓的“截访”。 （3）“抓访”。对于上访“钉子户”，在基层工作人员长期劝说、做工作无效的情况下便以暴力手段抓人、拘留，这是所谓的“抓访”。 4.信访排名对基层信访工作的影响 （1）积极影响。信访排名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对于加强社会对信访工作的重视、促使相关部门及时有效解决社会纠纷、实现信访“有人管、有落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消极影响。一味的将“非正常上访”与执政者政绩挂钩，使得一方执政者对上访者高度敏感，将上访视为社会的负面因素。基层执政者为了减少上访次数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举措，使得一些地方的信访工作“重数量，轻解决，重稳控，轻化解”； 与此同时，基层执政者一味求稳的的心态被个别上访者利用，将“上访”当成与基层政府“讨价还价”的工具，将原本可以诉诸法律的事情通过与基层政府“谈条件”的形式进行解决。 基层政府为了“维稳大局”不惜从政府财政中抽出经费来“息事宁人”。数据显示，2013年公共安全预算数为1289.89亿元，比2012年执行数增加106.43亿元，增长9%，外媒将这笔巨额开支视为“维稳费”。 由此可见，信访排名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矛盾的多方碰撞，已经逐渐驶离了制度设计之初的运行轨道，并对信访工作带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5.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信访制度改革的号角 近年来，社会各界关于加快信访改革的呼声一直不断。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明确提出“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在对《决定》关键词使用次数统计中“制度”和“改革”排名前两位（制度出现了183次、改革出现了137次）。 向外界展示了党中央推进信访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6.取消信访排名的社会实践 信访排名制度的设计初衷是要通过排名、通报制度督促基层工作者重视基层问题。本世纪，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各类矛盾凸显，信访制度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增加。但是因为信访排名制度与地方党政领导升迁直接挂钩，造成地方信访压力过大，基层信访部门为了信访排名不惜采取各种手段甚至雇佣“黑保安”，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一篇名为《信访制度改革：不再进行全国排名》的报道引发广泛关注。《新京报》记者对数位基层信访部门负责人的采访显示，国家对各省市不再搞全国范围的信访排名、通报，确立了“把矛盾化解在当地”的新思路。 7.取消信访排名后的问题 疑问一： 取消“信访排名”后基层信访工作的开展状况如何？ 取消信访排名之后，基层信访不再因为信访排名的问题而芒刺在背，在现阶段对信访工作没有一个完善合理的评价体系的情况下，基层信访工作者会不会因为信访排名的取消而消极怠工无所作为呢？原本在可控范围的上访事件会不会因为信访工作者的消极懈怠而引发为恶性事件进而影响社会和谐呢？ 疑问二：排名取消，基层该如何重视信访？ 在原有的评价体系之下，有些访民，特别是“老上访户”或许摸清了政府害怕信访排名的心理，所以喜欢或是三番五次越级上访，动辄去省、中央“讨说法”。面对“零上访”、“一票否决”等考核压力，千方百计控制进京上访人员、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稳定”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非常之举”。信访排名取消后，领导政绩不会受到排名的影响，信访工作是否还会一如既往的受到基层领导的重视？ 疑问三： 信访排名取消后基层矛盾如何化解? 在原有的评价体系之下，基层信访工作者在工作压力之下采取种种举措，积极发现并及时化解基层矛盾，唯恐矛盾扩大化影响基层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在信访排名取消后，信访工作没有排名的压力，面对出于萌芽状态的基层矛盾会不会视为不见？会不会将人民群众的诉求抛之脑后于不顾，这样导致有问题无法解决，导致地方的矛盾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基层矛盾如何化解成为信访排名取消后一大课题。 正是基于以上几个问题，我们着手进行调研•••••• 8.选取武汉市江夏区作为调研地点的典型性 湖北省素有“九省通衢”之说，作为“中部崛起”的重点培养对象，湖北省要实现的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腾飞更要实现政治文明的进步。武汉市作为湖北省的省会城市，在政治地位、社会资源等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武汉市信访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兄弟城市的前列，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奏响信访改革号角之后，武汉市的信访改革工作如何开展成为武汉市信访工作者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在基层信访工作中，2012年，江夏区信访局受理信访8905件次，其中群众来信405件次，个访4410人次，集体访56批3090人次 。自2010年以来，江夏区信访局创新信访工作机制，在全市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江夏区委于今年四月，联合高校和区直相关部门，正式启动“青春•和谐”青年志愿服务活动。半年来，志愿服务团队以小组为单位，与重点信访对象结对开展法律宣传、政策解读、心理疏导和爱心帮扶等服务，推动信访重点案件化解率达到90% 。 在江夏区“青春•和谐”青年志愿服务活动中，法学院志愿者协会与江夏区信访局共同成立了大学生信访法律服务团，我院志愿者可以参与到江夏区信访工作中。本项目团队成员均为信访大学生法律服务团成员，这也为我们项目调研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二）基层信访工作模式综述 在信访排名取消之前，各地信访部门为了实现“维稳”的目的，针对本地区上访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武汉市为例，各地（区）为化解信访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都采取了形式各异但异曲同工的工作模式。 1.武汉市“诊疗模式” 今年以来，湖北省武汉市将“诊疗”理念融入信访举报工作中，坚持规范流程、创新方法、健全机制“三位一体”。所谓诊疗及“坐好门诊、抓好出诊、办好会诊” 坐好“门诊”。即做好日常信访举报的接收工作，以各市区的信访局作为“门诊中心”，为前来信访的群众“把脉”。这其中包括部门领导的亲自“坐诊”和特邀监察员定时“坐诊”。 抓好“出诊”。即对越级上访、领导批示件、上级交办件进行督查办理，保证此类信访情况得到及时的反馈和跟进，避免出现恶性上访等扰乱社会和谐的情况发生。 办好“会诊”。即坚持做到一般难题督促交办解决；重点难题领导包案解决；民生难题协调联动解决。将疑难信访问题责任明确落实到部门成员，实行包案处理，即包协调、包督办、包稳定，做到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个班子、一套方案、一抓到底。 2.洪山区领导责任制 总共2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