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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警察，看是强势的弱势 ——监狱警察权利琐谈之二 张 晶 几年前的一个简报，介绍某省一个监狱，从严治警的经验。核心的经验是，当监狱发生影响当地或者全国的重要案件时，下至对负有直接责任的民警，上至监狱的重要领导，采取少至1000元，多则5000元的罚款。 该经验被美化为强化民警责任，把经济的手段引入监狱的安全防范机制建设。 其实，这是严重侵犯警察权利，滥用处罚权的违法行为。 问题的严重性也就在于此了。我们在对警察的管理教育中，往往不把执法放在应有的位置上，甚至执法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违法问题，我们还视为具有创新精神的举措，这该是多大的悲哀啊！ 回顾近几年来，我们推进监狱工作的法（治）制化进程，人们留恋在高举“法律至上”所口号上。所以，当工作中，什么“法律至上”、什么“权利至上”，甚至于什么“依法办事”，顾及的就很少了，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这里，我们简单的分析广泛流行、广有市场的对警察的“罚款”现象。 首先，罚款于法无据。罚款，在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中，是一种特定的处罚行为，主要是行政机关针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而采取的处罚措施。显然，警察不是监狱管理的行政相对人。 再者，行政处罚法没有授予监狱及其领导机关对所管理警察的罚款权。按照行政法“法无明文授权即无权”的基本原则，就意味着，监狱及其领导机关没有对警察的罚款权。 第三，即使有罚款权的行政机关，行使罚款权必须按照要求的程序来实施。如将所罚款项及时上缴国库；如当罚款超过一定数额，必须告知被罚款人权利：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提起听证程序，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我们对照上述要求审视时下流行的监狱罚款现象，对警察罚款是典型的滥用行政权的行为。 第四，监狱罚款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会直接导致被罚警察的起诉，并且，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乱施罚款的监狱或领导机关，将面临败诉的结果。 很显然，罚款现象，不仅体现为法律意识的淡薄，也暴露了一些监狱领导及其管理机关的管理能力的危机和本领的恐慌。 当然，尽管罚款及其与之相类似的现象时有发生，但我们极少看到明明违法的现象，而我们的警察选择沉默，盖因警察对职业依赖的一种无可奈何。 在研究罪犯权利时，我们常常说罪犯是弱势群体，他们不仅面对监狱这样的国家机器，也面对警察这样的代表国家、代表法律、代表正义的化身。可是，警察同志在面对自己的领导，面对监狱及其管理机关时，他们也是弱势。所以，当他们的权利一旦被侵犯、被损害，他们通常的选择是忍受和沉默。在现今社会潜规则十分盛行的情势下，有这样一份职业比之权利的损害，更重要、更有意义。具体的权利案件赢了，确是永远的输了警察发展的未来。绝大多数警察在这个问题上是希望书在一事一时，而不会选择输在一世。 也正是这样的普遍的状况，使得监狱及其领导毫无顾忌的对警察的权利，选择保护不力。 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感到职业也不稳固的时候，无奈的时候，他们将会选择拿起法律的武器。当然，他们针对的不仅仅是罚款这样的问题。 当然，监狱及其上级机关对警察的从严治警是需要的，如严格训练、严谨管理、严明奖惩、严肃纪律，警察就应该是纪律部队，问题是管理的合法性和适当性。 警察的弱势，还表现为监狱对警察权利保障的力度欠缺。在一些警察中流传“警察的生命，没有罪犯的重要”的说法。很多警察感叹，一个罪犯生病了，监狱会不惜一切代价，领导又是看望，又是慰问，而警察患病，领导很少过问；一个罪犯死了，要追根问源，而一名警察死了，很难引起领导的重视。 其实，由于监狱工作的要求高，压力大，风险大，在警察队伍中，身体亚健康，心理不健康者比比皆是，可是，他们得不到应有的关心和照顾，他们带病出勤，带病在岗。 尽管，警察的医疗和罪犯的医疗，不是同一的经费渠道；甚至从法律关系上看，对罪犯的法律关系的调整不同于对警察的法律关系的调整，但，警察与罪犯毕竟同处于一体。尤其是他们的内心会产生严重的混乱： 权利没有保障的警察要切实保障罪犯的权利。 这是一个严重的逻辑悖论。 警察权利被侵犯的情形，不仅来自于监狱及其领导机关，很多的时候是来自于管理对象的挑衅和冒犯。 由于罪犯是特定的权利主体，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警察常常会由于某种考虑，会牺牲自己的权利来换取对罪犯的保护，也常常会妥协于监狱对罪犯的偏向。当然，更多的情形是由于警察的能力不足，而引发的。 还来自于周边社会公众。 就全国而言，这样的案例时常发生。监狱周边的公众，为一己之利，常常会采取蚕食监狱的办法，甚至会袭击罪犯，作为管理者的警察，往往为了监狱的集体利益，为了管理对象——罪犯的利益，而不惜把自己的权利抛弃不顾。警察被打伤、被侮辱的事情经常发生。这样的处境常常是尴尬的：监狱在和周围公众的发生纠纷的情形，监狱一般无法赢得自己应有的利益，而此时的警察权利，也就不了了之。 但，无论何种情形，警察的权利被侵犯，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在监狱及其领导机关的面前，是弱势；在自己的管理对象面前，是弱势；在社会公众面前，同样也是弱势。 对警察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切实的保障。 这里，我移植对罪犯权利保护的观点：权利，没有身份的差别。对任何权利的保护，都体现了法治社会、现代社会的价值所在。而这个权利，不在于为罪犯所有，还是为警察所有。也就是说，保障权利的价值不在于权利主体的身份。 法治社会，对任何人的权利，都要保护；对所有人的权利，都要保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