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议庭改革问题之我见 刘颖 强化合议制的功能一直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重点，目前合议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放权与监督，如何真正发挥合议制的功能？关键应在于破除合议制发展的桎梏，重塑合议制实施的外部环境。在合议制改革的同时，配套联动其他相关制度的改革。 一、改革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不审不判，总结审判经验 按《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审判委员会是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它的职责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但从审判委员会运行的实际情况看，审判委员会主要工作重点成了听取合议庭汇报、研究决定疑难复杂案件，在以强化合议制为重心的审判方式改革进程中，审判委员会制度遇到了种种挑战。 （一）法官对案件的审理，对证据的调查采取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除法律有特殊规定外，凡是未经当庭以言词方式调查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判决依据。直接言词原则便于法官进行自由心证，而审委员断案仅听取书面汇报显然是不能有充分的把握做到公正的。 （二）审委会不开庭、审委员委员不公开，使得裁判文书成为审委会“暗箱操作”的结果，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公信度、透明度降低。 （三）审委会制度无法顾及回避制度。审委会委员不公开，当事人无法知晓审委会委员与案件是否有利害关系，因而无法申请回避，这与回避制度的对象是所有参与案件审理、发表处理意见的审判人员形成矛盾，理论上当事人能对审委会委员申请回避，而实际上不可能。 （四）审委会与合议庭职责不清，审委会帮助合议庭定案，加重了合议庭的依赖性，削弱了合议庭的独立性。 （五）审委会实行集体负责制，却破坏了合议庭负责制，形成事实上的无人负责。可以说审委会定案合议庭就不会独立办案。有的主审人员，只要觉得有一点不把握的案件，就提交审委会讨论，以减少自己的责任。因此，必须调整审委会的职责范围，取消定案职能，将职能转变为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工作，对于合议庭认为适用法律不明的问题作出解释，不能作出解释的逐级请示。 二、完善错案包容制度，使制度法律化 错案追究制对于合议制可以说是一把“双面刃”，一方面错案追究制使得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为了避免出现错案受到追究而努力提高办案质量，这是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错案追究制使得法官在如何避免被追究责任上下功夫，由于案件质量存在不确定性，法官被迫寻求免责庇护，审委会定案，院长、庭长把关，请示汇报制度应运而生。在两方面的比较中，后一方面在法官的思想中居于主要地位。一个法官首先是一个人，他不为自己认为公正的裁判而去冒个人风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看来，错案追究制与合议庭独立审判发生矛盾，现在看来错案追究制各方面呼声日高，而合议庭独立审判却是在法院内部裹步不前，在两者的制度价值之间如何取舍？应以合议庭独立审判为主，以错案追究制为辅，构造两者之间的新型关系。 （一）错案的适度存在是合理的。案件的审理过程是一个说理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数字计算的过程。法官以外的因素：事实的无法还原、法律的模糊性、法律的漏洞、当事人举证的不能都会使对判决的衡量不能简单地以正确、错误论之。因此，对于司法判决只能说合理还是不合理，而不能说对还是错。错案的存在既然是不可避免的，则就不致于损害司法权威。而我们一些上级部门、新闻部门动辄对法院进行曝光、对错案进行大肆渲染，对法官说谁办错案谁下岗显然都是很不明智的举动。司法的权威性重于司法的误差性。没有司法的权威性，一个国家何谈法治？社会又如何进步呢？ （二）错案标准难以界定，使错案追究制难以实行。我们习惯上把上诉改判发回重审的案件、再审程序撤销原审裁判的案件视为错案，其实并非如此，改判、发回情况非常复杂。最高法院在《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指出，二审法院依据当事人提出的新证据对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的，不应当认为一审裁判错误。实践中大量改判发回案件与证据规则不健全，举证时效制度未建立有很大的关系，法官错误适用法律的只是少数。 （三）错案追究制针对的是法官队伍素质低下的状况，但错案追究制并非治本之策。我们一方面实行错案追究制，一方面却“进口不严”，致使一些人到法院摇身一变，滥竽充数，其中因果关系不言而喻。所以，如果我们不改革司法体制、法官制度，消除司法不公的根源，提高法官的职业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那么错案可能越纠越多，漏洞可能越补越大。 就中国司法的现状看，对待错案追究制还是应当予以保留，但是也要予以限制，使其辅助合议制功能发挥。在实践中可参照最高法院《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执行，违法违纪行为应限定为徇私枉法行为和滥用职权行为，对于轻微的程序违法显然不能认定为错案，对于违法行为与裁判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即是否发生错案，则不影响追究法官的行政责任，这是程序正义、行为正当性原理的要求。 五大连池市法院 刘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