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律师的作用及辩护的现状 王胜宇 一、律师的作用概述 律师起源于司法活动，历史上最早的“律师”是古希腊雅典城邦国家的“雄辩家”和古罗马的“辩护士”，一直到罗马帝国时期建立律师制度，律师的身份才正式确立。如今律师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职业，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律师作为法律专家，为委托人提供法律帮助，使公民及社会组织能够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包括公权力的侵害)，以实现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虽然律师不是国家机构的正式公职人员，但是法律却赋予了其重要职责。美国是西方文明史中第一个规定享有律师权利的国家，“在美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律师、公诉人和辩护律师是核心人物”，“美国最高法院规定不论被告人支付律师费用的能力如何，只要被告人没有被提供律师帮助，他就不能因有罪判决而被监禁”。德国规定，律师是独立的司法人员。法国《关于改革司法上的一些专门职业的法律》中规定，律师是以使诉讼程序与司法活动得以完满进行的法律工作者之一。由这些规定可见，律师是确保公平审判所必需的对许多被告人其他权利的必要保护。 律师作用的有效发挥，直接影响着该国的文明发展水平和法治发达程度。中国正在朝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迈进，为发挥律师作用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律师作用的发挥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石。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法律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哪里有法制建设，哪里就会有律师的足迹。 目前社会上对辩护律师的评价和要求，或者过高，或者过低，以至于连律师自身都无所适从，说到底还是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责任定位没有弄清楚。一般认为，辩护律师最基本的责任，是通过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来实现司法公正和体现司法公正。 刑事辩护律师的责任是诉讼法学界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美国加州刑事律师团主席克里斯蒂娜 •阿库达斯博士说：“一个辩护律师的法定职责是十分简单而明晰的，这一职责只有一个焦点、一项责任和一种忠诚，那便是为我们的当事人服务，而无须多虑由案件本身或我们的辩护行为所引发的其他后果。我们的职责不仅清晰而且崇高，我们从事的是由美国宪法授权的仅有的几项工作之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和《律师法》第28条均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在刑事辩护律师的责任中延伸出一个涉及国家在刑事诉讼中的价值追求问题，即在国家利益和被指控人利益之间，刑事辩护律师应保护哪一方利益，是以被指控人利益为目的，还是以被指控人利益为主，兼顾国家利益?笔者认为，刑事辩护律师的责任就是维护被指控人的利益，如果让刑事辩护律师兼顾双重利益，必然会使他在诉讼中处于矛盾状态，混淆诉讼职能，无法履行法定义务。典型的情况是，假如辩护律师获知他的当事人杀人后的埋尸地点(他的当事人在开庭之前告诉他)，但被告人没有供述此事实，他就没有义务去揭发这一事实。因为从职能的角度而言，辩护律师的职责是辩护而不是控诉。辩护人制度设立的直接目的就是使辩护人充当被指控人的保护者，而不是控诉者。如果辩护律师采取不利于被指控人的行为将会破坏人们所期待的辩护人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都规定了刑事辩护律师根据事实和法律维护被指控人的“合法利益”。笔者认为，在诉讼过程中，刑事辩护律师难以执行，难以界定“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合法”可以被理解为是法律所保护的被指控人的各项正当权利。但如前所述情况，应被视为是“非法”利益，它同样需要辩护律师的保密。因为辩护律师与被指控人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合同建立的基础是被指控人对辩护律师的完全信赖，其中有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在被指控人和辩护律师之间，被指控人享有保密权，辩护律师则承担保密义务；第二，在司法机关和辩护律师之间，辩护律师享有保密权。所以，规定“合法权益”的基本前提，必然会束缚辩护律师的手脚，也会给某些司法人员滥用权力提供借口。所以，辩护律师是被指控人利益的保护者，他不应承担兼顾维护国家利益的义务。 由于我国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还是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障碍，立法机关有必要对辩护律师所负的一般责任的性质、地位以及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直接责任的关系等内容予以明确规定，从而更好的促进我国律师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我国律师刑事辩护的现状 从某种意义上说，刑事辩护是律师职业的起点，是律师最重要的业务之一，也是最能展示律师风采的业务，这一业务理应成为律师积极参与的业务。但目前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却呈现了令人担忧、值得深思的现状。 1、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问题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之日起，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但在实际中，许多地方存在侦查人员不告知犯罪嫌疑人有聘请律师的权利，其本人根本不知道有这项权利。虽然律师介人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但是并没有将律师辩护延伸到侦查阶段，在此阶段律师的作用仅限于从程序上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对于实体问题的接触仅在于向侦查机关了解涉嫌的罪名或从犯罪嫌疑人口中了解有关情况，这阶段律师没有调查取证权。因此，在最需要获得帮助的侦查阶段，律师能提供的帮助却很有限，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2、律师阅卷权问题。 刑事诉讼法规定， 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诉讼文书、技术鉴定材料。诉讼文书包括立案决定书、拘留证、批准逮捕书、逮捕决定书、逮捕证、搜查证、起诉意见书等程序性文书。但对案件的实体辩护而言，仅有起诉意见书和有关鉴定材料具有实质性价值，而对辩护具有重要意义的主要证据材料，律师则无从了解。而作为控方的检察人员能够阅看并熟悉全部案卷材料。在知悉多少案件材料这个问题上，辩护律师享有的权利显然与检察人员享有的权利极不平等。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律师辩护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件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犯罪事实材料”是指刑诉法150条规定的案卷材料，这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实际作用。由于律师不能查阅全部的完整的案卷材料，在开庭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局面，难以发挥辩护作用。 3、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有会见权，但在实际中，律师的会见权受到诸多限制： (1)无论案件是否涉及国家秘密，会见都要经过侦查机关批准，对一般案件往往也以涉密为由不批准会见； (2)不在48小时之内安排会见； (3)律师会见的次数(只限一次)时间(30分钟之内)和内容(不得涉及案情)予以限制； (4)会见时侦查人员一律在场，以监视律师纪录并经常以“违反会见的规定”为借口阻挠会见。 4、律师调查取证权存在的问题。 律师调查取证存在以下问题： (1)在侦查阶段律师无权调查取证，导致辩护所需要的证据无法及时、准确的收集； (2)律师调查取证必须经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这为拒绝提供证据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了合法的理由； (3)辩护律师向被害人或者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调查取证，不但要经人民检察院或法院许可，而且还要经被害人等同意，这使取证活动困难重重。 5、辩护律师的正确意见被采纳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三项原则之一是“审判机关的独立和中立原则” 。然而现实中，法官往往先人为主，身上的天平自觉、不自觉地向控方倾斜。在他们看来，“警官”、“检察官”、“法官”的称谓概括了他们同是“中国官员”的属性。公、检、法是一家，都代表国家，而律师则来自民间， 代表着被告，与当事人是一家。刑事诉讼法强调的是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根本没有辩方的位置。刑事诉讼法又赋予了公诉人双重身份，既扮演控方角色，行使国家权力，又扮演对整个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角色。 陈瑞华教授指出：“真正意义上的辩护就是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对刑事诉讼程序‘富有意义的’、‘有效的’参与。”其核心思想是那些权益可能会受到刑事裁判或诉讼结局直接影响的主体应当有充分的机会富有意义地参与刑事裁判的制作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其有效的影响和作用。而辩护律师在中国行使辩护权的过程，像是物理学中做无用功的过程，无论你多么努力，都不可能达到你想要的或者是你本该达到的效果。如今中国的辩护律师就处在了如此尴尬的境地。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