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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闵行初（赔）字第5号 原告上海A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 法定代表人戎a，经理。 被告上海市闵行区B大队，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 法定代表人吉a，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诸a，上海市C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a，上海市C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A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与被告上海市闵行区B大队（以下简称闵行区B大队）行政城建其他及行政赔偿一案，原告于2011年5月1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经补正，本院于2011年6月7日受理后，于次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1年7月4日、8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戎a，被告闵行区B大队的委托代理人何a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A公司诉称：原告原在××高速公路北侧、××路东侧设有一座单立柱广告牌， 2007年9月前每年依法进行审批。为迎世博，2007年开始全市广告牌暂停审批。2009年，因××高速公路、××路相继拓宽，上海闵行D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闵行D公司）与原告签订迁移协议，将上述广告牌在原绿化地内向北迁移约40米。为确保公路拓宽工程和雨污水泵站施工的顺利进行，原告拆除广告牌后一直未恢复。2011年1月20日，原告将恢复该广告牌的申请材料送至闵行区E局备案审批，但直至2月23日未见回复。根据2011年1月1日实施的《上海市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办法》的规定，行政主管部门的行为是默认原告的广告审批备案，为此原告于2月23日恢复了该广告牌。2011年3月2日，被告在没有法律手续也未经法定程序的情况下，擅自拆除了上述广告牌，该行政行为严重违法。原告认为，其恢复广告牌的法定程序已经完成，已属于合法，被告擅自拆除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要求确认被告擅自拆除原告在××高速公路北侧、××路东侧的单立柱广告牌的行政行为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该广告牌的制作费用人民币32万元。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1、2011年3月2日下午1时许原告经过事发地点拍摄的照片5张。 2、证人罗雪连的证言，证人到庭陈述：其系上海市闵行区广告协会秘书长。2011年2月28日，原告法定代表人戎a写信给协会，反映其公司原合法设置的广告牌因世博会被拆除，但在要求恢复过程中E管理部门未受理其申请。2011年2月，原告恢复了广告牌，但2月25日收到了要求其自行拆除的通知，故呼吁协会维护其利益。为此，证人通过电话联系被告副大队长薛a欲沟通此事，薛却称，原告的广告牌必须拆除，并让证人转告原告二日内自行拆除，否则将由B大队拆除。3月1日，证人为此事向区长写信反映情况。3月2日下午二点左右，证人在走访会员单位过程中接到戎a的电话，其表示B大队要拆除其广告牌，证人表示如果B大队没有手续即执法，原告可以报警。之后，戎a又打电话给证人，表示当日实施拆除广告牌的系上海F广告有限公司。证人和F广告公司的业务经理刘a联系，刘表示其也没有办法，是B大队叫他做的。因F广告公司也系其协会会员单位，证人本身不想牵涉该公司，但证人未料到被告竟否认拆除了原告的广告牌。原告的广告牌设置于××路、××高速边上，广告牌上印有招租电话。 3、2011年6月23日于上海市闵行区B大队××中队××办公室录制的录音资料一份。 上述证据证明被告于2011年3月2日违法拆除原告设置于××高速公路、××路的广告牌。 4、上海市准予市容环卫行政许可决定书、上海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零星）、原告与闵行D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证明原有广告牌系依法设置，后因××高速公路拓宽，原告应闵行D公司的要求向北迁移，拆除后因工程需要暂未恢复。 5、2011年3月7日上海市闵行区E局××科科长诸a电话录音资料，证明原告曾在2011年1月向该局申请恢复广告牌，但该局未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答复，故依法应视为许可原告恢复广告牌。 6、广告制作合同及广告牌制作报价单，证明原告与上海G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公司）约定争议广告牌的制作费用为人民币32万元，由G公司带资施工，但因广告牌设置后即被拆除，该费用至今未支付。 7、照片4张，证明争议广告牌被拆除后，原告联系被告副大队长薛a，后应原告要求被告方将拆下的材料堆放至G公司处。 经质证，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不能证明被告于2011年3月2日下午13时许实施了拆除争议广告牌的行为，证据2仅能证明证人与薛a联系的情况，其他陈述内容均非其亲历，证据3的合法性有异议，且被录音人员也未明确争议广告牌系被告拆除，证据4可以证明原告原先设置的广告牌期限自2006年9月25日至2007年9月24日，而原告与闵行D公司签约仅是民事主体之间的约定，证据5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并不能证明原告的损失，证据7可以证明争议广告牌被拆除后相关材料已返还给了原告。 闵行区B大队辩称：本案争议广告牌并非被告拆除。原告诉称其在××高速公路北侧、××路东侧设置的单立柱广告牌未得任何主管部门批准，其也未能提供作为广告牌权利人合法有效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被告未提供证据、依据。 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 原告提供的证人罗雪连，虽未直接目睹争议广告牌被拆除的过程，但证人陈述事发前与被告工作人员联系时，被告知争议广告牌需拆除，拆除时又经原告法定代表人电话告知争议广告牌由被告实施拆除，事发后经与F公司工作人员联系，证实系由被告委托该公司具体实施拆除工作，上述陈述客观真实，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事发时拍摄的照片，虽没有显示明确的日期，但照片内容可以反映出争议广告牌正在被实施拆除，而被告工作人员在现场的事实，结合证人的陈述，可以确认本案争议广告牌系由被告拆除。被告虽否认争议广告牌拆除系其所为，但未能提供证据否定证人的陈述，也未对工作人员为何出现在拆除现场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被告的陈述不予采信。至于原告对行政赔偿提供的证据，被告对举证目的存在异议，故应综合分析后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06年9月，原告分别取得《上海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零星）》、《上海市准予市容环卫行政许可决定书》，被批准在上海市闵行区××高速北侧、××港以西设置单立柱双面体高炮广告牌，设置期限为2006年9月25日至2007年9月24日。 2009年3月10日，原告与闵行D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因××高速公路拓宽需要，原告原设置在××高速公路北侧、××路东侧的广告牌，在原基础上向北迁移，闵行D公司补贴原告人民币101,709元。后该广告牌拆除但未实际建造。 2011年2月1日，G公司出具《两面体高立柱广告牌制作报价单》。2月28日，原告与G公司签订《广告制作合同》，约定由G公司为原告在××高速公路北侧、××路东侧建造一座高立柱广告牌（即本案争议广告牌），于2011年2月24日竣工，合同价款为人民币32万元。3月2日，该广告牌被拆除，应原告要求，相关建筑材料被堆放至G公司处。原告陈述，因争议广告牌设置后即被拆除，上述《广告制作合同》约定的价款至今尚未支付。 本院认为：被告闵行区B大队作为辖区内的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主管部门，应依法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并对作出的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现有证据可以确认争议广告牌系被告拆除，但被告却未能提供该行政行为合法的相关证据和依据，故依法应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其原有广告牌的设置期限至2007年9月24日已到期，而原告亦确认该广告牌在2009年3月与闵行D公司签订迁移协议后已拆除且未建造，至此该广告牌的相关权利已消灭。现原告于2011年2月在上海市闵行区××高速公路北侧、××路东侧重新设置本案争议广告牌，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重新设置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认为其设置争议广告牌已向相关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因主管部门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明确答复，故应视为主管部门已许可设置争议广告牌的观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因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合法权益因被告违法行政而受侵害，且拆除后的相关材料亦由原告指定单位保管，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争议广告牌的制作费用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上海市闵行区B大队于2011年3月2日拆除原告上海A广告有限公司设置于上海市闵行区××高速公路北侧、××路东侧广告牌的行政行为违法。 二、驳回原告上海A广告有限公司的行政赔偿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蔡 云 审 判 员 张秋萍 人民陪审员 王志云 二〇一一年九月六日 书 记 员 沈春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