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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1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A公司。 委托代理人崔世荣，上海市东高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佳妮，上海市东高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B公司。 委托代理人黄建刚，上海市志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瞿琼君，上海市志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A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3）浦民二（商）初字第4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6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7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某某及委托代理人崔世荣、吴佳妮，被上诉人B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某某及委托代理人黄建刚、瞿琼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1年1月31日，B公司法定代表人向A公司出具欠条一张，载明：（B公司）欠A公司大米款，截止2011年1月31日下欠3,690,000元整（人民币，下同）。以前欠条全部作废。2012年1月20日左右，A公司与B公司进行对账。之后，A公司以B公司拖欠货款为由，诉至法院，要求B公司给付欠款369万元。 原审审理中，双方均确认2011年1月31日之后至此次对账之前，B公司共向A公司支付款项14,053,535元，另向A公司退货价款计301,995元。B公司表示，其是滚动付款的，在上述期间，A公司向B公司供货价款计11,521,811元，该金额加上欠条金额3,690,000元、替案外人小何向A公司划款金额1万元、欠A公司运费1,200元，再减去前述已支付款项与退货金额，即为2012年1月20日左右对账得出的B公司尚欠A公司867,481元。而A公司则确认，2012年1月20日左右对账得出的结果确实是B公司尚欠A公司867,481元，但A公司在此期间送货金额为15,346,149元，且B公司在此期间的付款、B公司尚欠A公司的867,481元与369万元的欠款无关。另，双方当事人均确认：1、2011年2月11日至2012年1月16日，A公司共计向B公司开具金额为15,122,228.05元的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2012年6月29日，A公司向B公司开具了金额为20万元的发票。A公司表示，其另于2012年9月30日向B公司开具了金额为10万元的发票，且上述发票均与369万元欠款项下的业务无关，369万元的欠款在2011年1月31日之前已全部开具给B公司。B公司则表示没有收到A公司所称的10万元的发票，其确认的上述发票中包含了369万元欠款项下的业务。2、2012年1月20日左右对账后，A公司又向B公司供货价款计132,820元，B公司则向A公司支付94.10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A公司诉称的369万元的欠款，B公司是否已支付。首先，从原审庭审查证过程来看，双方的业务往来时间较长，且未见双方就付款时间作何约定，因此就通常情况而言，除非有证据予以否定，双方的业务结算应按滚动付款来处理，即每次付款均用于先行支付前期欠款。在原审审理中，B公司表示，B公司一直是滚动付款的，而A公司则表示，2011年1月31日之后发生的业务B公司系滚动付款，但369万元的欠款与2011年1月31日之后的付款无关，并提交一份录音资料予以证明。虽然通话录音中提到了369万元欠条事宜，但不足以证明B公司在通话过程中已确认B公司尚未就369万元欠款作相应支付，而A公司亦未提交其他相反证据。因此，从常理而论，B公司2011年1月31日之后的滚动付款，应当包括对369万元欠款的付款。其次，在原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均确认B公司在2011年1月31日之后至2012年1月20日期间实际付款14,053,535元。因此，按照滚动付款来论，B公司对369万元的欠款已支付完毕。再次，在原审审理中，双方各自陈述了2011年1月31日之后至2012年1月20日期间的送货总量。A公司表示，送货总量为15,346,149元，而B公司则表示送货总量为11,521,811元。因双方对增值税发票的构成有分歧，难以按照发票来确定具体供货量，理应由A公司通过提交其他证据（譬如实际送货的相关凭证）加以证实。B公司提交了一组送货单（有些有签收、有些没有签收）用以证明A公司的实际供货量为11,521,811元，A公司则认为B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不全，但缺乏有效证据佐证。因A公司并未提交其他能有效证明其所称实际供货量的证据，故对A公司所称送货量不作采信。因此，A公司所称2012年1月20日左右对账得出的B公司尚欠A公司867,481元与369万元欠款无关的观点，亦难以采信。最后，双方在2011年1月31日至2012年期间发生了大额业务，B公司亦支付了大额钱款，且至少存在两次以上的往来对账，若惟独将369万元的欠款在此期间搁置一边暂不作支付，着实不合常理。综上，因A公司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A公司主张欠条项下的369万元B公司未作支付，且A公司明确其所主张的369万元欠款与2011年1月31日之后双方之间发生的业务无关，故对于B公司实际尚欠A公司的款项不作进一步查证，而对A公司该诉请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A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6,320元，减半收取18,16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两项合计23,160元，由A公司负担。 判决后，A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双方的交易习惯是A公司于每年年底（农历）与B公司结算该年发生的米款，B公司以欠条的形式确认欠款额，如在当年没有支付全部欠款，则于次年结算时重新出具欠条予以确认，因此双方在2012年1月20日对账时提及的欠款额并不包括2011年1月31日B公司出具欠条确认的369万元，且该事实有2012年1月20日的电话录音为证；B公司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于2012年1月20日前支付的米款中包含本案争议的369万元；A公司于2011年2月11日至2012年1月16日向B公司开具了金额计15,122,228.05元的增值税发票，其中并不包括369万元的欠款，而如按照B公司的逻辑，计算所得的大米供货金额，明显低于A公司开具的上述增值税发票的金额，显然不合常理。据此，A公司认为原审法院未查清本案基本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不公，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其原审的诉讼请求。 B公司答辩称：原审中双方对开票金额、退货金额均予以确认，而供货额应以其提交的送货单为准，369万元已包含在开票额中；B公司电话录音中从未明确确认拖欠A公司369万元。据此，B公司不同意A公司的上诉请求，并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庭审中，A公司提供如下证据：1、2011年2月11日至同年12月2日的送货单一组，以证明上述期间其共计向B公司供应大米金额计15,213,329元；2、上海汇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一份，以证明B公司共计付款14,050,307元，退货计3,019,993元。 B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并非新证据，送货单未经其签字确认，有多份送货单存在号码一致内容不同的情形，且据此统计的供货金额与A公司在原审中确认的金额有出入，而审计报告依据的材料均系由A公司单方提供，且审计结论与A公司在原审中确认的金额亦不一致，故对A公司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B公司二审期间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A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事实不具有直接的关联性，故在本案中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在于B公司就其法定代表人于2011年1月31日出具的欠条项下的369万元是否已支付。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在B公司出具上述欠条之后，B公司向A公司支付了1,400余万元货款，而依照常理，B公司作为债务人，应按照债务形成的时间先后顺序进行偿还，且在原审中双方均确认了滚动结算的付款方式，据此可推定B公司就欠条项下369万元已支付给A公司。A公司认为，双方在2012年1月20日左右对账得出的欠款额86万余元并未将此369万元计算在内，但根据其提供的录音资料，B公司人员并未作出关于此369万元未予支付的明确陈述；A公司还提出，B公司主张的2011年1月31日之后的供货额与A公司在此期间开具给B公司的增值税发票的金额有出入，然而双方对系争369万元是否包括在上述增值税发票内尚存争议，并且，增值税发票的开具与否及其金额与系争369万元是否支付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综上，基于本案双方存在长期、大额交易的实际情况，现A公司仅截取其中一段期间主张债权，而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上述双方滚动结算的事实，故对A公司的诉讼请求及上诉请求，本院实难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可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6,320元，由上诉人A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严耿斌 代理审判员 季伟伟 代理审判员 刘 雯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天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