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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民申字第148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韦文虎，退休干部。 委托代理人：吴连文。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何湘宁，个体工商户。 委托代理人：吴连文。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梁桂华，个体工商户。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南丹县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南丹县城关镇河西二路。 法定代表人：梁桂明，该公司经理。 再审申请人韦文虎、何湘宁因与被申请人梁桂华、南丹县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精诚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西高院）于2014年12月2日作出的（2013）桂民再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了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韦文虎、何湘宁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关于补偿款的具体分配缺乏事实依据，违反了公平原则。1.二审判决虽然认定“梁桂华、精诚公司单方主张其在合伙中损失82729779.31元没有事实依据”，但同时认为“梁桂华、精诚公司积极参与富源公司组织的为恢复生产所作的努力，也进行了部分资金投入。同时后期也主要是由梁桂华、精诚公司守护矿山，因此，可酌情从获得的57350038元补偿款中先提取48%即27528018元（57350038元×48%）给梁桂华、精诚公司进行适当补偿”，实际上是以此认定了未经质证的梁桂华、精诚公司投入了82729779.31元这一事实。2.二审判决遗漏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加入南丹县富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源公司）是梁桂华、精诚公司应负的责任。根据韦文虎与梁桂华签订的《联营合同协议书》的约定，韦文虎、何湘宁于1998年3月23日按照合同要求把兴发矿窿和所有设备材料交给梁桂华后，韦文虎、何湘宁就全部履行了合同义务，继续投资、施工是梁桂华的义务。3.2001年南丹“7.17”矿难事故发生后，南丹县境内所有窿口全部停产整改，梁桂华为了侵吞合伙财产，把韦文虎、何湘宁派到矿山的管理人员全部赶走，背着韦文虎、何湘宁把兴发矿加入105号矿体详查工程的82729779.31元票据变成自己的出资向富源公司进行申报，经审核被认定为57350038元。该笔款项虽然被认定在精诚公司名下，但并非梁桂华、精诚公司的单方出资，而是韦文虎、何湘宁、梁桂华合伙在兴发矿的共同出资。4.为支付富源公司和广西有色地质勘察局二一五队设计费17万元和20万元，韦文虎、何湘宁已支付给梁桂华45万元，而梁桂华分文未付。2003年2月至2005年12月期间，富源公司为了105号矿体维持办理相关手续，共支付律师费、差旅费、车辆使用费、招待费、业务费等费用共计1042346.76元，精诚公司应予承担。梁桂华、精诚公司在此期间还利用管理权收取利益，侵占韦文虎、何湘宁的资金。因此，二审法院酌情从57350038元补偿款中先提取48%即27528018元给梁桂华、精诚公司，违反了公平原则。（二）对精诚公司购买的富源公司在广西高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峰公司）25%股权中的2.75%的股权及其收益，韦文虎、何湘宁应当享有50%的权利，二审法院应将股权问题与补偿款问题在本案中一并处理。1998年10月30日，广西有色地质勘查局二一五队、富源公司、精诚公司签订的《大厂矿田龙头山区105号矿体详查工程附属工程窿道承包开掘合同书》中约定，接受兴发矿为105号矿体详查工程和附属工程窿道。1998年11月1日，韦文虎与梁桂华为加入富源公司签订《补充协定》后，韦文虎、何湘宁交给梁桂华45.4万元105号矿体详查勘查测量费，从此梁桂华代表韦文虎、何湘宁办理加入富源公司和加入105号矿体详查工程的一切工作，兴发矿的资产就此掌握在梁桂华手中。2004年10月14日，富源公司与高峰公司签订《关于处理105号矿体原探矿权人遗留问题的协议书》约定，富源公司代表六家公司放弃对105号矿体探矿权的延续申请，由高峰公司作为105号矿体探矿权的申请人申请探矿权，高峰公司取得105号矿体探矿权后给予富源公司补偿，该补偿包括富源公司占新组建的高峰公司25%的股权，富源公司股本金以补偿金抵付。梁桂华实际上于2006年6月20日瞒着韦文虎、何湘宁把兴发矿窿交给了高峰公司，又于同年9月28日、2007年4月19日由精诚公司瞒着韦文虎、何湘宁以990万元购买了富源公司在高峰公司25%的股权中的2.75%，侵占了韦文虎、何湘宁应享有的高峰公司2.75%股权的50%，即1.375%股权的购买权，也违反了《关于处理105号矿体原探矿权人遗留问题的协议书》中关于“股本金以补偿金抵付”的约定。补偿款和高峰公司股权是一个补偿的两个内容，且处理股权关系只是涉及韦文虎、何湘宁与梁桂华、精诚公司之间的关系，与高峰公司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不应将韦文虎、何湘宁主张的高峰公司股权购买权的问题另案处理。综上，二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故请求再审本案。 被申请人梁桂华、精诚公司陈述意见称：（一）韦文虎、何湘宁并未履行《联营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梁桂华、精诚公司按照《联营合同协议书》的约定投资掘进矿窿到达海拔180米水平后，韦文虎、何湘宁未按约定继续履行出资义务，而是由梁桂华、精诚公司全部出资。1.自与韦文虎、何湘宁1998年3月19日合伙开始至2003年7月30日韦文虎、何湘宁退伙时止，梁桂华、精诚公司共投入黑水沟矿窿82729779.31元，其中《出资鉴证报告》和富源公司提供的证明显示1998年3月19日至1999年12月31日期间精诚公司投资为57350038.80元。经一审法院及韦文虎方的会计人员吴光华质证的票据显示，梁桂华、精诚公司在2000年1月1日至2003年7月30日期间的投资为25379740.51元。2.自2001年南丹“7.17”矿难事故发生后，韦文虎、何湘宁擅自离开黑水沟矿窿并单方终止投资，用于抢险救灾、维护和生产经营所需资金3778032.69元全部由梁桂华、精诚公司投入。3.韦文虎、何湘宁为证明其履行了《联营合同协议书》的出资义务，提供了证明其与梁桂华合伙前开办矿窿而投资7683481.62元的《河池地区公路局流动资产盘点明细表》，但并未提供相关票据，且名称不符，无法辨别；其还提供了与梁桂华合伙期间向黑水沟矿窿投资1300多万元的单据，但均是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韦文虎、何湘宁所谓合伙前投资3000多万元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二）富源公司从高峰公司得到的补偿款与梁桂华、韦文虎、何湘宁合伙经营期间的行为无关，该笔补偿款是以富源公司“放弃对105号矿体探矿权的延续登记申请”为前提条件，属于富源公司与高峰公司之间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韦文虎以兴发矿名义与梁桂华签订《联营合同协议书》及《补充协定》，因韦文虎未能按照承诺书履行义务而已于2003年7月30日解除，2003年8月韦文虎委派的管理人员全部撤离矿窿。合同解除后，韦文虎、何湘宁要求按照原合同享有高峰股权及其收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违反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精诚公司享有的高峰公司2.75%股权是精诚公司履行了七家单位签订的《承诺书》后获得购买股权资格并以990万元现金购得，与韦文虎、何湘宁没有任何关系。并非有矿窿就能获得补偿和股权，在“7.17”矿难事故发生后，几十家挂靠在富源公司名下进行探矿的矿窿全部被查封关闭，更谈不上补偿，如果没有精诚公司继续出资维护富源公司探矿权，兴发矿也得不到补偿，补偿款针对的是精诚公司等六家公司作出的“放弃在105号矿体详查中的一切权益”的承诺。（三）根据《联营投资合同协议书》第六条及《补充协定》的规定，双方在出矿后按韦文虎35%、梁桂华和精诚公司65%的比例分配矿产品，且需扣除采矿时的一切成本费用，再根据实际收入按双方股份比例进行分配。合伙期间，韦文虎、何湘宁、梁桂华及精诚公司只有投入，不仅没有收益，还处于严重亏损状况。因此，韦文虎、何湘宁要求分得补偿款和股权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 本院认为： （一）关于本案合同的效力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