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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民申字第276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延玲，女，1963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滕州市马号街9号。 委托代理人：宋先伟，山东真谛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赵洋，男，1984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滕州市汇龙清河湾10号楼2单元，系刘延玲之子。 委托代理人：宋先伟，山东真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枣庄矿业集团新安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微山县留庄镇驻地。 法定代表人：祁方坤，矿长。 委托代理人：杜兆亮，男，1968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枣庄矿业集团新安煤业有限公司法律中心主任，住山东省滕州市张汪镇田陈生活小区20号楼4单元。 一审第三人：徐满国，男，1962年6月30日出生，汉族， 住山东省微山县韩庄镇南羊庄村330号。 委托代理人：班运志，山东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刘延玲、赵洋为与被申请人枣庄矿业集团新安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安公司）、一审第三人徐满国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一终字第5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刘延玲，赵洋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具体理由如下：1.刘延玲、赵洋向法院提交的十一份公证证言合法有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证人作为刘延玲、赵洋的工人或生意伙伴，与刘延玲、赵洋有着利害关系。11位证人均是徐满国所在村同村村民，虽然证人曾经是刘延玲的工人或生意合作伙伴，但时过境迁，这种关系在多年前已不存在。作为本案的利益相对方，11位证人与徐满国同村的关系仍然存在，11位证人如果不与徐满国存在这种关系，这些证人可能就会出庭作证。2012年8月7日庭审笔录记载，孟庆玉作为第三人的证人出庭作证证实“我卖给过原告一次白链鱼苗，有一年多了”。公证证言应当是合法有效的，二审法院不仅不能认定与我方有利害关系，相反能认定与徐满国存在利害关系，应当作不利于徐满国的解释和认定。从证据的数量上来讲，二审法院把11份公证证言全部以不正确的理由予以否定不当。2.关于涉案鱼塘塘坝是否塌陷及塌陷时间问题。多次庭审均查明，且新安煤矿方及徐满国均认可鱼塘所在地塌陷的事实，不需要再对此举证。再审申请人在诉状中陈述的是：“所承包的300亩鱼池堤坝部分被水淹没”，并没有说塘坝塌陷。新安煤矿由于挖煤，造成了采矿区及其附近的地区塌陷，就会有地下水上升，地下水与微山湖的水和附近河沟水汇合造成水面上升，水面高过堤坝，水对堤坝内的鱼塘淹没，鱼塘内的鱼随水跑出鱼塘，游进与水平面一致的大沟大河内，就会造成养鱼人的损失。所以再审申请人的塘坝没有塌陷，但确实造成了损失，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综上，请求：1.撤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一终字第506号民事判决；2.请求依法支持再审申请人刘延玲、赵洋一审诉求的“新安煤矿赔偿刘延玲、赵洋养殖鱼类损失费人民币320万元、工人工资及鱼类喂养设备费30万元，共计人民币350万元”；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新安煤矿答辩称：刘延玲、赵洋提交的经过公证的证人证言，所有的证人均是再审申请人的合作伙伴，所以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正确。原审法院曾经到涉案鱼塘现场进行过勘验，刘延玲本人也到场签字确认。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申请，维持原判。 一审第三人徐满国陈述称，鱼塘承包费为每年3.5万元，证人证明刘延玲、赵洋总投资额为250万余元，该数字和养殖户的预期收益不成比例。刘延玲、赵洋也没有提交银行账户的存取款情况作为佐证；证人未能出庭作证，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接受询问的规定。当地养鱼户证明鱼塘堤坝下沉时间是2012年2月中旬，而非刘延玲、赵洋主张的2011年12月24日。刘延玲、赵洋无损失事实，其主张的350万元养殖损失不能成立。在承包起满前，刘延玲、赵洋已经清塘。且鱼塘之间有密网相隔，不可能发生五个鱼塘的鱼全部跑光的事实。综上，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申请。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新安煤矿是否存在侵权的事实？刘延玲、赵洋承包的鱼塘是否发生损失？如果发生损失，该损失是否应由新安煤矿赔偿？ 2008年8月6日，刘延玲、赵洋与徐满国签订的《鱼塘承包协议》约定：刘延玲、赵洋自愿承包徐满国位于庄台南大鱼塘约300亩，从事水产养殖；承包期限从2008年8月8日至2011年12月30日；如遇煤矿塌方，协议自然终止，徐满国应提前通知刘延玲、赵洋做好养殖物的捕捞回收工作；附着物的清理补偿由徐满国给煤矿交涉，刘延玲、赵洋无权向煤矿索赔；年承包费为35000元。根据上述合同约定，《鱼塘承包协议》于2011年12月30日到期。双方未能签订展期合同。刘延玲、赵洋主张，2011年12月24日早晨，因煤矿塌方，鱼塘发生溢水，导致其承包的300亩鱼塘里的鱼全部游走，损失达600余万元，其仅主张320万元及30万元工人工资、鱼类喂养设备费。为此，其提交了11位证人的证言，以证明其购进大量鱼苗和饲料的投资事实。然而，经原审法院通知，该11位证人除一位证人出庭证明其曾经向刘延玲、赵洋出售过一万多元的鱼苗以外，其余10位证人均未能出庭作证。关于其他能够证明承包鱼塘损失的证据，刘延玲、赵洋均无法提交。证人证言系间接证据，需要综合相关证据进行分析判断。11位证人因与刘延玲、赵洋存在利害关系，且10位证人未出庭接受询问。在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的情况下，证明力较弱。关于涉案鱼塘塘坝是否塌陷及塌陷的时间，从原审法院现场勘验的情况看，涉案鱼塘与外湖连接的河道之间有完整的塘坝相隔，塘坝亦均未有明显塌陷的痕迹。所以没有认定鱼塘存在塌陷的事实。在案发时间上，双方当事人也各执一词。现刘延玲、赵洋未能举证证明在承包合同到期之前的6天，鱼塘内仍然存有价值600万－320万元的鱼没有捕捞，也没有提交足以证明鱼存量的预售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刘延玲、赵洋主张新安公司采煤造成其损失证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判决驳回刘延玲、赵洋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延玲、赵洋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延玲、赵洋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沙玲 代理审判员 张颖 代理审判员 郑勇 （）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